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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来到了那石碑前：它刻着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盘桓于此的时间，也还刻着他盛赞海德堡美景的诗篇。我无法读懂这诗，但却能够想象得出他站在这里，面对彼岸这古老的城堡和它周边的壮美自然，心中所发出的由衷赞叹。再没有其他的什么了，石碑的周边，除了暮色与风声，连一朵鲜花也不曾留下，只有一片落叶覆盖的青草，在低低地迎风招摇。
我们的诗哲就是隐身在这与天地浑然的世界之中了。
我只能说，也许这就是最好的设计了。一条路把人们引向这里，并不很多的，但却是心怀敬慕、热爱着那些稀少之物的人。他们来过，在先哲留下的足迹上撒下，或沾上一点零星的草屑或泥土，有一声轻轻的叹息，这就够了。
暗红的黄昏如水一般降下来，无垠的苍穹则在一片暗蓝中飞升。我却不能不返身折回来路，回到我的世俗世界里去。涅卡的水波在海德堡的灯火里闪烁出迷人的幻境。那时我满足地想，一个卑俗的心灵也终于有了那么灵光闪现的一瞬，真是未曾预期。什么东西潮湿了我的双眼。迷离中，我仿佛看见那涅卡河的儿子，那未曾安歇的漂泊的灵魂，诗人中的诗人，我看见他带着凡人俗夫的全部弱点，从草际和水波上走过，没有什么标记，甚至褴褛的布衣和风中飘飞的乱发也不使他更加显眼……
狂士们
■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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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的。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所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对方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视之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呆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不过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时，在《民报》馆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当时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陈氏到《民报》馆时，周氏兄弟并不在场。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大概是搞错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1917年，并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写得很清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这一段文字，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颇为生动。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玩味再三。陈独秀是表里如一的硬汉，鲁迅好像有点内向，不愿与生人讲话。陈氏的狂显露在外表的时候多，动辄身体力行。鲁迅却仿佛在修炼着内功，把孤傲内敛于学术与译著上。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对陈、鲁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苏报》的工作，发表了诸多抨击时弊的文章。鲁迅则默默地翻译域外小说，以此作为寄托。许寿裳的回忆录说，《苏报》案后不久，鲁迅就送来一篇译文《斯巴达之魂》。小说借看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观念，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那时候他就与陈独秀显示了路向的不同。不是办报、从事地下活动，而是靠艺术的思索去完成一种夙愿。这里，鲁迅呈现了一种寓言化的趋向，他借着西方古老的故事，来暗示内心的企盼，组合着一种新梦。留日时期的许多译作和论文，其实都有这一特点。后来，他一直保留着这一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以艺术的、形象的和寓言的表达式，与自己的时代交流。我读他的书，在和陈独秀的文本对照时，就感到一种反差。后者几乎已失掉审美的魅力，而前者却仍在动感中变化着，随着不同阅读者在不同时间的阅读，而涌出新意。理解陈独秀不能仅依靠他的文本，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世、故事，才会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而鲁夫子则完全相反，浏览他的文字就足够了。那个世界的奇异、幽远、玄妙，都非语言可以表达。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有时是不可与政治家简单类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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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现象是颇值注意的。鲁迅交往的人物，有一些和陈独秀都有关系，个别的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就是。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例如苏曼殊吧，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时，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