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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有着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传统。2003年由“非典”、洪水构成的突发事件，恰恰给报告文学提供了丰盈的素材。因此，我们从《国难》（徐刚）、《护士长日记》（张积慧）等作品里，既看到了“国难”面前的脉脉人情，又看到了作者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深深优患。如果说2003年的报告文学还让人读到了几分沉重的话，那一定和《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有关。这是一部以作者之良知唤起更多人之良知的心血之作，它让人们看到了农民的种种苦难，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坚韧又缓慢的渐变。在传记文学这一小门类里，2003年中有不少作品相当惹眼，有的还位居畅销书排行的前列。从毛泽东、宋庆龄等伟人，到巴金、金庸等文人，都有不少传记类作品出版。但影响较大又雅俗共赏的，可能还是杨绛的《我们仁》。这部作品由“梦想”与“现实”两个部分组成，写出了钱锤书一家相濡以沫的人生岁月，也显出了作者以枯淡写绵长的不凡功力。
“非典”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更为看重非直接性的网上交流，因而使得文学网站一时大受欢迎，但网络文学在2003年，在涌现新人和出现新作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多的现象可圈可点。颇受关注的王小山的《我亲爱的死鬼》和苏显的《上海夏天》，前者是作者对既有经典的个人解构，后者是作者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一次仿写。可称为亮点的，可能还是年底由门户网站“新浪网”主办、“榕树下”等协办的“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版权所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赛”。这次大赛从11～12月的两个月间，便收到参赛作品1。8万多件，参赛作者之众，收到作品之多，都前所少见。据知，在小说这一门类里，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为数相当不少，其中分获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作者阿闻、铸剑和安昌河，均为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据由作家和评论家构成的评委讲，他们的这些获奖作品的艺术水准，与一些知名作家发在文学刊物上的头条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网络文学总体上看，还处于变动不居的成长时期。这种有读者又有专家参与的大赛，对于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三 批评概观
2003年文学的理论批评，整体来看，话题很丰富，视野也很开阔，在“文学叙事的变异”、“文学的想像”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人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近年来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比较集中的研讨的，是由刊于1月23日《文艺报》上的王先需、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引发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大众文艺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闲、娱乐等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艺在90年代以后萌生并发展起来，它与主旋律文艺、高雅文艺一起，形成了现时期文艺领域内的三足鼎立。综观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从讨论的情形看，赞成的意见不多，而批评的意见不少。不同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大众文化”概念的理解不一和进而引申出来的不同看法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大众文化”这个词本身很可疑，又人言言殊。有的人在“以消费为目的，以利润为价值定位，以表达感官欲望和身体快感为特征”的涵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有的人则在“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即“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必然对大众文化给予否定性的批评，而“站在民间大众的价值立场，以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平民化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来看大众文化，则更多看到其积极的意义（赖大仁）。不能企求这个讨论马上有什么结果，不同角度的看法和不同立场的意见，藉此得以沟通和交换，都以现代理性精神来看待和评说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进人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因种种原因面临诸多困境，表现出分散、滞后与失语等不景气现象，已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在新时期曾有的影响与地位。进人新世纪之后，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因而，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现状，如何拓展文学批评的路子，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始终是文学批评界一个经常言说与反复研讨的话题。在2003年，结合新的文学现实，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人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刚一展开，不同的意见就初显端倪。王晓明、蔡翔、戴锦华等人从引人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等视角认为，近十年的文学批评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思想活力，而引人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借助文化研究的眼光，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是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人某种活力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在面向当代文化现实的新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不是鼓吹一些西方的空洞理论，而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敏感。他们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生活，和社会现实积极发生联系，坚持一种批判精神和立场，并对以往的知识谱系进行重新反思和清理。而陈思和、杨扬和曹文轩等人则对把文化研究引人文学批评，明显地表现出某种犹豫与保留。他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不是文学批评。国内现在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生活变化非常快，在文学批评还没能对变化了的现实做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切人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不可能一下子与社会生活贴得那么近，尤其是审美方式，其变化是缓慢的。文学有自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要养成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意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很不容易。所以，不能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而已有的文化批评，已经在误导读者离开文学和文学学风的浮泛化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好像一些意见互有不同，好像一些意见又互有交叉。总体来看，文化批评的批评实践以务虚性的和口号性的居多，结结实实又卓见成效的文化批评还比较少见。但它作为与文化现实相对应的一种批评，无疑是有其用武之地的。而学界有关文化批评的不同意见，也有助于它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事实上，就在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进行的同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也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如对文化场域“大众化”的观察，对文艺的“消费性”现象的检省，对批评的“媒体化”现象的思考等等。事实上，文化批评已作为一种与文学批评互补互竞的方式，成为整体批评的重要构成。
四 事件述要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坛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渐多了起来。这里，既有人们在文学观念上的不断分化而致使纷争增多的原因，又有市场化等因素介人文学之后逐步引起利益冲突的原因，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因素或背景，那就是文学文化环境的日渐宽松和各类媒体的找寻新闻由头，使得一些原属文学内部的“门户”之见和“圈子”争论，经常以文学和文化的“热点”被显现和放大。这便使人们要了解当下的文坛，仅就作品看作品已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关注一些影响甚大的事件。
2003年的文学事件，除上半年因“非典”略显沉寂外，构成“焦点”与“热点”的事件，大大小小一直不断。但从问题的相对重要和影响的相对广泛的角度来看，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小说《沙家洪》的争议和“木子美现象”，可能更为突出和显眼。
大约从2003年7月开始，先后有湖南作家余开伟、黄鹤逸，上海青年作家夏商，江苏作家陈锡民，相继提出申请和发表声明，要求退出所属的地方作家协会。10月份，山西著名作家李锐、张石山加人到退会的行列，使“作家退作协”更为文坛内外广泛关注的事情，以至于许多媒体都用“作家炒作协”的形象化语言来描述这一现象。李锐和张石山均为年富力强又影响甚大的实力派作家，他们以发声明和写信件等方式，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省作协会员身份。这些退会作家在谈到退会的理由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目前作协体制的严重不满与深刻失望。归结起来，大致是：作协体制日益衙门化、官僚化；在这种体制下，一些有心做官、无心“文学”的人相互争权，而那些真正热爱创作的作家却成了“裱措”门面的。他们的做法与说法，在许多作家那里引起了回响与呼应。一些知名作家纷纷发表谈话，除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敬意外，也对现行的作协体制发表了自己相似或近似的看法。事实上，作协这种在建国前就建立起来的组织体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