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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毕竟格拉纳达的一代繁华，无法与科尔多瓦那种照亮世界的贡献相比。令人神往的格拉纳达，它只是中世纪欧洲的一抹晚霞。黑夜就要降临了，穆斯林就要退回东方。在离开之前，他们给西班牙要留下怎样的告别礼物呢？
过去已经有过数不清的馈赠：从灌溉农业到一颗砂糖，从思想传统到一柄吉他。在农业、作物、工艺、语言、哲学、建筑……在一切有形无形的领域里，安达卢斯时代提升了整个西班牙的文明。如今它要离去了，它想留下一件可以触摸、如一篇别辞般的东西。
这就是阿兰布拉，它将陪伴未来的西班牙。
它不仅是第一摩尔遗迹，也是东方在欧洲的第一遗迹。精致的奢华遗产，如留下的一个标尺或符咒。人们都说，在军事中失败的摩尔，在文化上又赢得了胜利。确实，败者和胜者的界限是那么模糊，它们常常互相转换。
耳际的无线解说器在讲着最后的一段。
它动员每一个来客都发挥主观；说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那么心里就能出现更壮观的阿兰布拉。而我只是记住了那句箴言。它是我旅行两海的结语，是我从安达卢斯——穆斯林欧洲带回的礼物。
一支旋律。从雪山到坡麓流淌不息。它与我们一起，在等着这一天的最后结束。紫红的火烧云燃遍了蓝空，这里呈现的伊斯兰，是辉煌灿烂的。我最后望着那句铭文，它高悬壁上，如谜如谶，漠视时间在脚下的流淌。我舍不得离开它。真的，它已经是世界穆斯林的、也是世界史的一个复杂情结。
最后几天我们去了周边。富饶湿润的vaga，留着城堡的石头孤山，还有背后升起的雪岭，我们把一个个在人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的地点逐个看过。我们想获得完整一些的格拉纳达印象；因为向西班牙告别的地方，向整个安达卢斯告别的地方，应该在这里，格拉纳达。
车驶离格拉纳达市区以后我们就攀住车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后面。道路像一条飞闪的带子，山脊上红褐色的阿兰布拉宫殿的影子，在视野中渐渐远去。田野、山脉、隔着的海，景物依然使人惊奇。车里响着一曲嘶哑的弗拉明戈，摩尔式的旋律回肠荡气。也许就是为了让人靠近真知——如此的地理和自然、还有历史和人心，才汇聚到了一起。
待到有了余裕的时候，我会再来这里小住。在阿尔巴辛找一个窑洞住下，再结识几个吉普赛或摩洛哥的朋友。去阿尔普哈拉斯远足，到萨洛布雷尼亚看海，吃遍每一种不同的橄榄，研究每一处宫殿的铭文。我想若从这儿观察世界，也许会获得有趣的视角。生活在这里非常接近魔幻，人会自比一个留下的摩尔。
终于我接近了堀田的心境。我也要怀着对世界的关心，哪怕身心疲惫，到自己最终被迷醉的地方去。这也是我天性中的、一直在内里鼓动的热望。
完稿于2004年5月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北 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