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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联。不,不行,把苏联的玩意儿硬搬到中国来不行。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
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搞大运动,像‘三反’‘五反’的时候,
有中央指示,可以批评。平时,没有指示,我们就不能批评局里;要批评,也得局
里批准。苏联做事讲究猛,咱们中国就讲究稳,这也是一个特点。凡事都要多多注
意中国的特点,就不会犯错误了。懂么?……”
这回,是曾刚站起来了。这些话,他听过不止一次,唯其不止一次,才忍无可
忍。他想一下就把想过多少次的意见都朝罗立正兜出来,可又不知先从哪里开始。
要说,就要说得有力量,使对方失去反击的能力。所以,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把话
说出来:
“算了,罗队长。不喜欢的,就说不合中国特点所以不能办,喜欢的就说这是
中国特点必须这么办。不行,说不过去。
请问你,罗队长,中国难道只有这些特点么?生产条件落后,机器不够,领导
不提倡,可是工人们还要搞两倍定额,这叫不叫中国特点?你光说落后的特点,可
这些特点,就一点也不需要改变么?因为工人技术低,所以机器常出毛病;机器出
毛病,只好用人力。这叫中国特点。那么,把工人技术提高一点,对中国有甚么损
失?干部水平低,工人文化浅,所以只好多开会,只好开长会。这叫中国特点。可
是你成天开会,层层开会,干部不用思想、工人无法学习,怎么能提高?
……”他还想说下去,忽然看见罗立正的眼睛里已经充满睡意,显然没有把他
的话听进去,就不往下说了。
罗立正对于这些抽象问题一点也没有兴趣。他一向只关心具体问题。此刻他想
的,是怎样把这团火给压住,不叫这篇稿子见报,不叫这惹是生非的什么几倍定额
运动搞起来。他也设想了:万一压不住,局长、副局长对这些东西会有甚么反应…
…
像平时一样,在曾刚火气正盛的时候,罗立正就把谈话引到更和平一些的话题
上去,颇为认真地和曾刚探讨起如何在洪水到来以前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如何处
理过期的水泥、不合规格的石料,一直谈到下一次队务会议怎样个开法。这时,一
群群乌鸦从屋顶上呱呱飞过,房屋对面黄土山上层层窑洞里已经燃起万家灯火,曾
刚呢,也疲倦得要打哈欠,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子。这时罗立正才把最后一个话题
草草结束,站起身来,十分亲切地握住曾刚的手说:
“事情总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这篇稿子,我看还是不忙发表。跟党委书记
研究一下……”在曾刚的眼睛看不到反对的意思,这才进一步说道:“至于两倍定
额运动这个事,我也并不是反对。这样的大事,党委会怎么能不讨论一下?我看,
最好先在那两个突击队试试点,然后再考虑铺开的问题。
……”
已经走出房门,罗立正已经把曾刚送到街上,才像自己人似的低声说道:
“咱们是老同志,我才跟你说,队部里有些同志说你太褊狭,只看缺点不看成
绩。个别的负责干部还说过,这是不是一种反党情绪,不然,为甚么尽找领导的毛
病呢?……”
曾刚本已朝河岸走去,听见这最后一句话,猛然站下来。
天色已经很黑,河上吹来的风逼得人透不过气来,显然不是谈话的时候。他把
背对着风向站了几秒钟,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世界上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自然界从来都比试验室的配方或设计院的图
纸里所反映的要复杂得多。再高明的工程师,也躲不开工作里必然碰到的偶然因素。
建设,就是不断的试探,摸索,创造,发现新的办法,然后又否定掉它,再去创造
更为新颖、更为合理的办法。
设计图或计划,是张素描,必须有千百只劳动的画笔给它涂抹上各种鲜艳的色
彩,才能变成一张真正的图画。从挖起第一锹土、炸下第一块石头到安好桥上的最
后一根钢梁,需要群众想出多少“独出心裁”的办法,才能把一座桥梁造得又快又
好又省啊!他们不仅能够想办法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双手,而且能够帮助领导把千
万只手组织得更好,帮助领导早一点发现成熟了的问题,早一点防止或克服可能发
生或已经发生的灾害。造桥如此,事事如此。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么?在桥梁队和工人、技术人员
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
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兴奋,又着急:有多少聪敏的头脑在为我们国家想事
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但是,许许多多新鲜的
思想没有成为实际,许许多多有益的、明智的意见变成空谈。
就在队长办公室门外,墙上挂着一个大木箱,上面写着“意见箱”三个大字。
锁都锈住了,也没有人投进什么意见。
工人们每天上下班要经过队部两次,也很少有人走进办公室,坐下来谈谈。这
也难怪:既然意见、建议变成了有效行动的还要受到排斥,谈话还有甚么用处呢?
队部里,是另外一种空气。
队部里最常用的字眼是“正常”。每周计划会议上各科室主任回顾七天工作时,
嘴里说的是“正常”;调度电话里、给局里的汇报上,写的也是“正常”。
所谓“正常”,就是一切该传达、该布置、该讨论、该计算的都作过了。但是
在作过这一切以后,下面存在甚么困难,有甚么问题,群众有甚么要求或建议,就
都不在话下了。
罗队长只承认局里来的决定、指标、规章、制度。一切来自群众的意思、意见、
办法等等,哪怕是实现一个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倘使一个建议或方案超乎
计划、规定的范围之外,罗队长自己还没来得及想到,就带着紧张与厌烦混杂在一
起的情绪去看待。如果它们不慎触犯了队里的秩序,可能破坏队里的“正常”状态
或违背五年前制订的哪一条规章;或者——这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它们正好不是局
里目前所提倡的,甚至可能是违背“领导意图”的,就大惊失色地目为异端,说是
“冒险”。
罗立正每有机会就向队部和各分队的干部谆谆告诫:
“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会领导意图。对上级的困难,则要多多体谅。有时候,
你以为领导大意马虎,办事拖拉,岂不知人家心中有数,这里面有个意图……”
执行上级规定,罗立正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工作利益。
我就见过这样一件怪事:
砌石拱桥用的方顺石,工程局原来的要求是公差不许超过二厘。技术室要求石
工这么作。凡超过二厘的,一律算作废品。做了半个月,打了几千块石头,百分之
七十五都不合乎这个要求。工人拿不到基本工资。老工人、技术员提了多少次,说
石拱桥上的方顺石,不需要这么精密,而且石质确实太粗,不是掉角就是裂缝。吵
得凶了,技术室周主任到工地上实地看了看,确实不是工人偷懒,也不是技术太差,
这种石头就是做不精细。回到队部,把情况汇报给罗队长,两人交换了意见,最后
由罗队长签名给石工队写了个命令:
“……为保证石拱桥质量,方顺石规格不许擅自更改,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局规
定,按原规格要求加工……”
后来事情闹到了工程局,局里派人来检查一次,把方顺石规格的公差放宽了四
倍——八厘,认为对桥身牢固毫无影响。再回头找那几千块报废了的石头,已经毫
无踪影——都给市建设局铺了马路了。
罗立正在这方面,从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如果局里要队上通知一下职工注意
安全,队部就得叫工人讨论三次;如果局里说,安全问题必须组织一次学习,桥梁
队就要拿一个星期的晚上作报告、组织层层讨论。但一个星期以后,队部也可以根
本忘记安全这一回事。
这就叫似是而非。
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第一个学会了这个“精神”。凡事多说几个“不够”,总没
有坏处。各分队提上来的技术方案、措施之类东西,技术室总要把保险系数在原有
基础上再加大20%。几百吨水泥、钢材、木料都在“力求安全”的要求下白白浪费
了。可是谁也不能把罪名加在周主任的头上,“安全第一”嘛,这是上级的指示,
周维本又一个钱也没放到自己腰包里!……
在党委办公室里,有一次我和党委书记章志华同志谈起了这个“似是而非”的
问题。他听完我谈这段时期看到的这些情况,捏了把烟叶塞到用得发亮了的烟斗里,
使劲吸了一会儿,烟叶才算燃着了。他脸上忽然现出一丝苦笑,显然是想起了不快
的往事:
“外边人、局里人都说,要说桥梁队的队长嘛,那可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
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局里的甚么指示,桥梁队也贯彻的最坚决。这倒是事实。
可是究竟甚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呢?中央的政策,不学习;中央的决定、指示不附
着局里的命令就不理会;党报的社论也从来不大看,说这是针对‘一般情况’写的,
咱们队是‘具体情况’,不一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一阵,
又说:
“方针是一条:一个人不按报纸的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
这不算犯错误。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
就是这么个逻辑……”
听着这位瘦瘦的、因为贫血脸色苍白的同志这些话,大体上就可以理解他每天
工作里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甚么。
队长是党委委员。党委会议上多数人作出甚么决议,他从来不反对。党委书记
平时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