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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
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
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
凝土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
恼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
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了。分队的计划,每
月都超额完成。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
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
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
种杂乱无章、盲目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里一切都很
正常,很稳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
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
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
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不同,他亲自
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
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
如此等等。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
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
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
负咎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验,当然就
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
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
鲜事物的敏感,正像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当然,像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含着比方法问题更
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
“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
他也激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
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
下作业呼吸困难,脸都白了,浇湿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
己有一点疏忽,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化的
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
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
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
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
而是——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
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谈话,曾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
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
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
“没错,一点也没错。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个立方公尺。
混凝土工是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劳动力完成了四十个人的任务。”
电话里又说了一句话。我看见曾刚的脸色霎时变了,敲着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
停下来,声音肯定而坚决地说:
“我没有权利捆住工人的手。至于质量,你们已经检查了三次。还可以来检查
第四次。……但是请记住,上星期干了八方,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
是,现在他们已经在研究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队部该早一点作准备。”
放下电话,他忽然笑了。当人们发觉自己在干着可笑的事情时,才这么笑的。
他请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没走几步路,他又那么笑了,带着请求的口气对我说:
“咱们别谈经验了。扯点别的吧。……”
可是他没说该谈些甚么。我等他开头。这时已走到河边。
河上已是一片暮色。远处大桥的桥头,燃起了几点灯火。我们两人同时看见河
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鹰张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
细细的铁丝上面,其实是站在空气里。几秒钟以后,它飞走了。这时曾刚才开口说:
“有时候,我倒羡慕你们作记者,当作家的。哪儿出了甚么好事,有了甚么经
验,你们去写写,在报上登登,任务就完成了。……可是实际怎么样呢?事情明明
是好的,经验明明是成功的,要想大干,就有困难。”
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连忙问下去。像平常一样,曾刚回答得很简单:
“半年以前,三分队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额一倍。队部在全队通报表扬,给了奖
励。上个月,突破定额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人,队部也表扬了,可是同时就来了指
示,叫分队领导上控制。这几天,青年工人们提出要搞双倍定额运动,一个人干两
个人的活儿,一个月完成两个月的任务,队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许发动,说这是冒
险……”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说:
“不懂?我也不懂。奥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他知道话不是几分钟就谈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我也跟着坐下。
“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谈它。就说这双倍定额罢:前几天党委书记也问过我工
作速度能不能加快这个问题。”他拿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个50%,又把它擦
掉,说:“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把桥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没有问题。道理很简
单:我们的力量现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机械设备的运用率不到40%。每年因为施
工准备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组织得不好而浪费的人力,至少有30%,因为没好好组
织而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就无法统计了。可是拿青年工人来说,据我了解,把劳
动效率普遍提高50%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机器又有了人,
你说还缺什么?”
他用鞋底擦掉那几个数字,猛一下站了起来。被他的脚踹掉的一堆土,从陡峭
的土崖上急滚下去, 就像一条土的河流。 土粉在下面流个不断,土块和石块在这
“水流”的上面飞跳着朝前滚去,最先落到黄河水里。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需要用斯塔哈诺夫精神来工作。可是为了大家能够用斯
塔哈诺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计划、组织、设计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诺夫精神。”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然后询问地望着我。见我点头,就笑了,露出一
口雪白的牙齿。我忽然觉得他那么像个孩子。
晚上,我把这次谈话补记到笔记上。顺便翻一翻前几天笔记上随便乱画的一些
问题——“曾刚的经验里最主要的是甚么?”“为甚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
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着失败的危险?”……忽然觉得好像朝答案前进了一步。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桥梁队队长罗立正(我相信自
己了解他)不喜欢他手下这个如此得力的干部?
三
不能说罗立正不了解自己的干部,也不能说他不爱才。提拔曾刚作第三分队的
队长兼主管工程师,是他的意思。也是他,一九五三年里接连几次在队部干部会议
上表扬过曾刚,一再提起第三分队对于扭转桥梁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起了很大
作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谈话中间也表示过,曾刚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正是周维本的
不足之处,虽然也同时表示了对周维本的细心谨慎的推崇。对于曾刚敢于提出一定
见解,罗立正也不完全反对。近两年,罗队长不大好提出自己意见来,在讨论计划
或总结工作的场合,他宁愿等别人提出个意见、方案,然后点点头说“可以”。通
过别人的意见、方案,或者对个别问题提出点修正的意见,总比自己去从头到尾构
思、起草要轻松得多啊。一个桥梁队长又没有个自己的秘书!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罗队长和曾工程师的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十二
月里一次讨论一九五四年度计划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各科室主任、分队队长相继发言,对计划的某些细
节作了些补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壶里的茶水已经淡得跟白水差不多了,桌上
的纸烟已经抽完,有人在卷烟头了。罗队长正要宣布散会,曾工程师忽然提出个问
题。他把前胸紧靠着桌子,眼睛瞅着烟灰盒说:
“指标,明年的各项指标,是不是都低了一点?”
一下子,会场的空气马上变了,仿佛甚么人一手推开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