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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精英们不能再长期回避作出抉择了：要么对伊斯兰表示尊重和愿意对话，要么就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历史上，政治阶层从来没有比较深入地研究过伊斯兰世界宗教和穆斯林问题。以色列同其邻国的四次战争在美国——也在德国——引发了对以色列的巨大同情，但并没有导致对伊斯兰的敌视。对美国人来说，伊斯兰离美国要比离欧洲远得多。随着美国和国际社会多次试图推动和平进程，这一距离逐渐有所缩短。
伊斯兰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袭击一下子引起了对伊斯兰的密切关注。人们在对恐怖主义表示正当的忧虑并决心予以反击的同时，却没有去更好地了解伊斯兰，了解它的基础和历史。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人们对伊斯兰作为世界宗教同某些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和集团不加区别。如果肤浅地把伊斯兰宗教等同于恐怖主义，就会引起对伊斯兰的普遍敌视，就必须估计到伊斯兰方面也会同样地作出简单化的反应。如此的彼此升级，不仅会给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也会给60个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则会欢呼胜利。
因此，整个西方、特别是领头的美国，有必要仔细地区别对待。首先应当这样做的是大众媒体和政治家。小布什总统和罗马教皇不久前象征性地访问了一所清真寺，这样做是很正确的。但是两只燕子还不能说明夏天已经到来。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在普遍尊重伊斯兰方面做得更差。这里讲的尊重是指尊敬和认可的意思。这是一项需要有高度政治素质才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伊拉克战争又激起了额外的感情冲动。对伊斯兰的精神领袖也应该要求他们作出相应的努力。双方都不妨从那些体现宗教宽容的光辉范例中吸取教益，如10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科尔多瓦、13世纪基督教统治下的托莱多，〖ZW（〗Cordoba； 西班牙南部城市；Toledo；马德里西南方城市。以上两地历史上曾受来自北非的摩尔人的统治，有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融合的遗迹，现均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译注〖ZW）〗那里曾经作出过绝无仅有的文化和科学成绩，为文艺复兴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无论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家何去何从，也无论穆斯林国家的精神和世俗领袖如何处世行事，美国必须认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有可能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变成一项世纪性的决策，它将决定伊斯兰与西方的长期关系如何发展。此外，美国和欧洲之间由此可能出现一条新的鸿沟，因为欧洲接纳了几百万穆斯林，几亿穆斯林生活在与欧洲接壤的地方，所以欧洲人必须远比美国人更加关心同穆斯林的睦邻关系。美国对世界大国俄罗斯的战略同样也模糊不清。自从伊斯兰恐怖主义进入美国以来，美国对血腥的车臣内战的谴责几乎完全停止。从叶利钦手里接过这场毁灭性内战的普京，对伊斯兰分离主义起义进行了反击，尤其是他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表现，使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明显较为友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在1997/1998年就已显露。当时成立了一个北约和俄罗斯联合委员会，俄罗斯被邀请参加所谓的世界经济（7强/8强）峰会。此外，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时代起，双方就共同关注防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将来还会继续关注。美国的对俄长期战略思想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将领们看来起码是矛盾的。单是北约在中欧东部的扩大（特别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就不得不引起俄罗斯的疑虑。现在美国又在外高加索、伊拉克、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加之土耳其几十年来已经是战略上很重要的北约成员国。今天俄罗斯看到自己在西部和南部被美国据点所包围，前苏联的领土安全带已不复存在。如果华盛顿同时谈论什么美国是中亚的前苏俄共和国、如今的中亚主权共和国的“保证国”时，莫斯科就会想起美国早在90年代就曾扬言，美国对“欧亚大陆”的霸权是“地缘战略的绝对需要”（布热津斯基语）。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4）
在莫斯科看来，美国的对俄战略是扩张性的，因而必然会引起疑虑。客观地看，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对俄政策屡有变化，总起来说可谓模糊不清。美国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并加以改正。它还应当认识到，美国要求有权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一点深深触动了俄罗斯在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主权国家不容侵犯这个原则上的切身利益。华盛顿还要明白，一旦美国真要超出伊拉克范围实现打先发制人战争的权利，那么俄罗斯作为世界核大国原则上也会认为自己有权进行预防性的干涉。美国在一定时期内是惟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但还是承受不起同世界核大国俄罗斯进行一场严重的冲突。
美国也承受不起同中国这个世界核大国发生严重冲突。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主权国家不容侵犯这个原则问题上，中国的战略利益同俄罗斯完全一致，也几乎同所有的欧盟国家一致。除此之外，美中之间还有一系列战略上的利益矛盾。美国在日本、太平洋地区、朝鲜半岛的大量驻军，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装备，美国核导弹装备的多样化以及近来在中亚地区的驻军，所有这些活动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引起了中国的疑虑。双方意识形态上的相互敌视也朝着这个方向发生作用。不过最近几年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在中国人眼里，美国的对华长期战略是看不透和危险的。美国人同样也看不透中国的长期战略。日本人觉得中国危险，因为中国拥有核导弹。
70年代初，美国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之后，早在里根当政时期华盛顿就考虑到，美国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未来的实力政治对手。在老布什执政期内，这个观点——特别是通过切尼和沃尔福威茨——被进一步发展了。此后克林顿虽然讲“战略伙伴关系”，但小布什上台初期把这个概念换成一种敌视的语调，它使美国可以作出任何选择。2001年上半年，美国似乎真有挑起一场对中国的冷战的现实可能。“基地”组织进行袭击以后，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似乎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急转弯，转向同中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而北京也在外交上支持反恐斗争。两国迅速增长的对外经济联系促进了互相接近。不过，这种缓和并不能消除中国的疑虑。中国担心美国完全有可能再次改变其对华政策，重新企图遏制中国这个实力政治对手。
中国的疑虑因美国对台湾的一贯支持而一再加深，而华盛顿的国会在支持台湾的言论上经常比历届政府走得更远。由于时间对中国有利而对台湾不利，从长远看中国和台湾有可能举行谈判并达成中间解决办法。这种前景并不触犯美国的基本利益，所以台湾问题的和平处理和逐步解决看起来虽然是费时的，但比起和平解决以巴冲突困难要小得多。不管怎样，美国的政治阶层应当明白，一旦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人会支持共产党领导。也许美国人也应该问问自己，如果中国侦察飞机定期沿着美国太平洋海岸飞行，并且像不久前在中国海岸发生的情况那样同美国的截击机相撞，美国国民会作何种反应。
在朝鲜核武计划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基本一致，双方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都希望阻止那个在双方眼里琢磨不透和难以揣度的金正日搞核军备。双方迄今的做法大不一样。长期以来美国似乎指望朝鲜政权发生变化，把朝鲜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的一端。中国和韩国、日本一样，担心朝鲜半岛（朝鲜政权）发生崩溃会给自己造成无法估计的后果。韩国在其前任总统金大中的领导下曾推行“阳光政策”以求缓和，但遭到华盛顿的反对。中国通过供应粮食帮助朝鲜免遭饥荒。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对平壤的政治影响几乎等于零，到最近几年才稍微有所扩大。东京则感到危险迫在眉睫，因为1998年金正日曾发射导弹飞过日本列岛，并于2002年单方面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
朝鲜战争共计死亡250万人，其中有5万名美国人，末了以沿三八线停火而告终。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分裂的朝鲜一直处于美国战略戒备的聚焦之下。中俄两国50年代曾积极站在朝鲜进攻者一边，如今朝鲜几乎完全陷于孤立。由于这种孤立含有不可捉摸性，北京、汉城、东京、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正确地估计到了它的危险性。如果对平壤的政策仅限于进行威胁，其后果将难以估计。合理的抉择是：委托中国这个地区领头国牵头进行多边的外交和经济努力。中国和韩国对朝鲜政权的情况和心态了解得远比其他国家要多，因而也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如果朝鲜的核导弹装备不能被阻止，从中期看日本可能也要积极谋求核军备。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将使东亚的潜在危险成倍地增加。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是否愿意容忍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和东亚首强，是否愿意容忍中国迄今相对有限的军事上的壮大；还是要试图阻挠和刹住这一崛起。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首先存在于地区性、多边性或全球性的体系之内，以后也可以建立在双边条约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起着重要作用，我将在本书的第三章加以详细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归根结底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无论美国决定采取阻挠战略还是进行合作，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美国要对中国称霸这种思维模式都始终是痴心妄想。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