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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里也包含这样一种意图：不能让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依赖其他国家。当北大西洋联盟和北约组织想要提供援助并且——在其50余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为此履行联盟义务的时候，华盛顿让大家明白：我们不需要北约。后来，当布什政府准备对伊拉克开战的时候，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我们也不需要联合国和安理会。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寻找盟友，谁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不支持我们，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们向其他国家的政府——以及公众舆论——明白无误地宣布单干的意图：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单干，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单干。
那几个月，我在柏林、巴黎、莫斯科和北京发表公开讲话或者同政治家们会谈的时候，总是谋求人们理解美国那种神经质的反应：大家只要想一想，如果“基地”组织袭击的不是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而是法兰克福银行区、埃菲尔铁塔、克里姆林宫或者北京故宫，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国、俄罗斯或中国不是也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吗？我们各国政府不是也会号召竭尽全力进行抵抗吗？
事实上，“基地”组织的袭击起初在许多国家的人民中，特别是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激起了一股赞同、同情和声援美国的浪潮。美国政府却几乎未予理会。无论如何，它并没有利用欧洲准备与美国同仇敌忾的意愿，相反，却反复进行战争威胁、自顾自地准备打仗并且干出了形形色色自负傲慢的行径，从而在2002年一年中，令人惋惜地使欧洲各国公众的看法普遍出现大逆转。取代对美国声援的是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厌恶。这也包括那些其政府最终宣布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国家，比如英国、意大利、波兰以及西班牙。
2002年以来，反美主义之强烈为欧洲多年以来所仅见。可惜许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造成了欧洲舆论的大变化。而由于美国宗教和准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甚至可能危及美国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自由）的种种宣示，后来更由于在伊拉克所使用的违反国际法的审讯方法以及在古巴的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同样违反国际法对俘虏的单独囚禁，这种反美主义变得更加强烈。看来，布什政府似乎坚信，它一般是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在美国国界之外也是不受美国宪法制约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自由报刊重新苏醒的批判意识上，最后寄托在美国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上。
人们常常忽略，2001年9月11日以后公开表现出来的美国单边主义，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它的发展已有多年历史。在冷战时期，美国扮演领导角色对西方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这种角色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之间形成的力量对比。战后头20年，美国在政治、军事、财政领域超乎常规地提供援助并实施领导，使得美国的霸主地位直到60年代中期都被认为是完全适当的——戴高乐总统是惟一一个重要的例外。战败国日本和西德对于美国接纳它们加入西方联盟体系并从而使之受到保护，更是感激不尽。
从杜鲁门经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政府从不过分地利用其领导地位。肯尼迪甚至讲过支撑大西洋联盟的有两大支柱，从而赋予欧洲支柱与美国支柱同等的地位。而今，40年以后，几乎没有哪一位美国政治家会再使用这样的描述。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大大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早在克林顿时代，有些美国政治家就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超级大国意识了。
中间有一个时期，特别是福特、卡特、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美国起初总体上还是遵守由它自己创立和批准的条约和规则的，这首先是指遵守《联合国宪章》。间或有个别例外，也没有特别的分量。老布什政府任内，苏联崩溃了。之前不久，布什还同戈尔巴乔夫促成了战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他们大度地把1919年凡尔赛会议的程序颠倒了过来。这一次，不再是战胜国关起门来谈定和约，然后迫使德国人签字；这一次，是两个德意志国家先谈成条约，然后由美、苏、法、英四个战胜国予以认可（2加4条约）。事后来看，有关各方的这个光辉成就可以被看作是漫长的美国多边主义时代的结束。
虽然1999年曾堂而皇之地宣布，经各成员国谈判，一个“新北约”诞生了，但是半个世纪前这个军事同盟因之而建立的那个敌人却已经不存在了。1999年的情况明显地表明，美国已经把继续维持联盟的存在，特别是把北约庞大的军事机器，看作是控制欧洲的理想工具。在此之前，华盛顿早就敦促欧洲对巴尔干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了；其间美国还轰炸了贝尔格莱德城区和几座多瑙河大桥，两者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根本没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作个决议批准这种攻击，当然这种决议也不会通过。类似性质的违反宪章的行为早些年已经发生过。里根当政时，加勒比小岛格林纳达挨过轰炸，克林顿当政时挨炸的是苏丹。由于这些事情没有引起世界舆论多大轰动，美国的盟国也就没有多表示反对，容忍了这些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做法。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根子（2）
自从克林顿政府上台，特别是小布什政府当政之后，美国单干记录的单子越来越长。这张单子包括：参议院长年拒绝履行美国向联合国交会费的义务；美国不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精神；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宣布废除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提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与土耳其一起）拒绝参加禁止陆上地雷条约；拒绝批准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中断关于加强生物武器议定书效力的谈判；拒不批准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公约；违反世贸组织规定征收钢材进口保护关税；违反日内瓦公约，将战俘（及其他在押人员）押往关塔那摩并予以单独囚禁。
肯定，其他国家也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业已签订的条约的情况，也有别的国家曾经拒绝批准已经谈好的条约或废除条约——这两种情况都是允许的。但在当代世界，民族利己主义行为竟然能列出如此长的一张单子，却是颇不寻常的。这个单子表明：不只是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而且还有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在自负心理驱使下，确信他们的国家是凌驾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之上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接受约束。
导致这种自我评价的原因很清楚。与周游四海、熟知世界的政治家相比，一个对美国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国会议员极有可能更易于陷入这样的看法。这也适用于总统候选人和总统。他们在当选前很少接触对外事务。如果他们直到昨天还在美国50个州中的某一个州担任州长，那么，内政和管理就是他们承担的任务；而直到昨天，竞选和为竞选筹款就是他们个人最重要的政治经验。通常，只有选进白宫以后，他们才开始认真处理外交和战略问题。这时，良好的政治本能和健全的理智绝对可以大有裨益。但是，他们要依靠具备外交和战略经验的人建言，还需要依赖他们的部长、官方和私人顾问、工作班子——以及他们的讲演撰稿人。正是这些帮手建议他们宣布什么“和平红利”、“世界新秩序”或者“邪恶轴心”。
在美国，特别是在华盛顿，在所谓的智库里有许多外交专家；在某些大学、从事国际活动的银行、企业和律师事务所里也有。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早年曾担任过驻某国首都的大使或国务院、财政部的副司长。美国拥有一支由大批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士组成的基干队伍。他们愿意、部分人甚至渴望担任几年公职。大多数人觉得，通过选举在议会谋得一席地位不够划算或过于辛苦，或者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此道。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却拥有关于美国历史和对外关系的渊博知识，令许多众议员、参议员，也令许多欧洲人羡慕不已。
不过，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对欧洲的了解却逊于反过来欧洲人对美国的了解。这并不奇怪，因为与北美相比，旧大陆远远丰富多彩得多。三个北美大国面对的是欧洲三十多个中小国家和微型国家。它们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特性、自己的民族历史和自己的国家特性。即便欧洲人自己，要想对本大洲了如指掌也是困难的。一个葡萄牙人对芬兰能知道些什么？一个匈牙利人对爱尔兰又知道什么？而对于美国人，事情就更加困难多了。所以，不足为奇，美国政治家迷惑不解地提问，欧洲人为什么觉得联合起来是如此困难，并且把我们看成窝囊废，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联合成功。
然而，欧洲议会的政治家们的知识和判断力是否总体上就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强，却又是大可怀疑的。关于今天的日本，美国人大概比欧洲人知道得多一点，而对日本的历史，双方几乎没有人有什么了解。对中国的了解也一样。人们虽然知道一点毛泽东，而对于现代中国的第一位领袖孙中山，就只有专家熟悉了，至今依然强烈地影响后世的哲人和先师孔子，人们不过仅闻其名罢了。大西洋两岸对朝鲜历史都毫无所知，对菲律宾或印尼也毫无所知，对印度略有所知。对于中东各国人民的历史，人们毕竟还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而对千余年的伊斯兰教发展史，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却只有一些朦朦胧胧的了解。他们对当代伊斯兰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