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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形势。那么，对于一个必须行动并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的人来说，乐观主义是否就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准绳呢？对此，我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乐观主义可以导致错误的判断、掉以轻心，甚至是轻率。美国政府在2003年春那种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以为通过一场对伊拉克的战争就可以使中东走向民主，以及这次行动的失败，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证。21世纪初世界的状况没有提供可以全面乐观的理由。
对于一个要为别人负责的人来说，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不是有用的指针。一个执政者所需要的更多是现实主义、聪慧的理性和判断力。他需要有分寸感、自我克制、深思熟虑、容忍和妥协精神；他必须具有维护自由的意志和勇气，有主持正义和捍卫和平的意志；他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意识到自己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以及对别的民族和世界福祉兼负的责任。一个政府如果缺乏乐意助人的意愿，就很容易陷入民族利己主义。团结感和博爱对每一个执政者来说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除了这些品德之外，一个执政者肯定还需要干劲和能量——但是干劲和能量不应当盖过品德。
对执政者来说，个人的权力和个人的威望以及国家的权力和民族的威望往往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太多干劲十足的国家领导人和执政者，甚至是整个民族，在这种诱惑面前倒下了。虽然21世纪初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看来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许多局部的和地区的冲突将扩大为战争和内战。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只能阻止其中少数的战争和内战。
美国不可能既持久地保证世界稳定，同时又沉醉于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问题不再是美国的霸权是否存在，而是这种霸权如何被利用。40年前，当时的参议员威廉·富布雷特曾在一本聪明的书中告诫他的同胞们要提防“实力的傲慢”。当时，美国是两个出众的超级大国之一。今天，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诱使美国采取帝国主义的举止。回到孤立主义是不大可能的。但由于美国绝不是不可伤害的，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也需要同其他许多国家合作。
美国的大树也不可能长到天上去，美国也会遭受失败。这个国家只有在遭受失败之后，才会在痛苦之余纠正其错误。与大多数欧洲人相比，美国人不大注意意识形态，而是，——例如比我们德国人——要实际得多。期望美国纠正错误将需要时间，但很可能比我们欧洲人成长为具有行动能力的联盟所需的时间要少，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建立起这个联盟的话。
对于世界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美国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则——可能是修改了的或改进了的规则——或者它是否觉得不受这些规则约束，而只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即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美国无视现行有效的条约和条约体系及《联合国宪章》，所有其他的世界强国以及亚洲和欧洲的所有国家都会迫切关心国际法所具有的不受限制的有效性。
这一点肯定适用于中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今后的进程里将获得与美国相同的意义。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低估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将是不明智的。对中国必须尊重，必须同它进行合作和开展交流。这一点，大多数欧洲国家比日本和美国理解得早，理解得好。即使在中美发生争论和冲突时，他们也不应该离开自己这种积极的态度。
如果以为，仅仅中国人是受益者，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是施舍者，那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的智商、善学和发明才能与欧洲人是同等的，他们的劳动道德则优于欧洲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向中国人学习一些东西。这一点，在不同程度上可能也适用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印度。在外交、经济和科学领域进行国际合作，不是欧洲人的慷慨施舍，更不是仁慈，而是我们自身利益之需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与俄罗斯的合作。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结尾的思考来自一个德国欧洲人的视角（2）
早在上一个世纪，亚洲和欧洲迅速增长的人口密度已经导致了民族、宗教和种族冲突。在21世纪，人口爆炸将继续，因此，特别是以宗教为动机的战争和内战将对历史的进程产生强大影响。目前最令人担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是私人战争和内战相结合的混合体。但只有在地区限制的例外情况下，人们才可以指望单靠警察和军事手段就能够成功地打击恐怖主义。
在原则上和实践上有目共睹地承认伊斯兰教是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团体平等的世界宗教，至少是同样必要的。如果我们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国内就可能发生危险的冲突。因为在这期间，已经有数百万穆斯林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他们常常像犹太人那样集居在某些居民点。对由此而产生的伊斯兰外国人同当地人的敌对情绪，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控制。除此之外，在欧洲的邻近地区，在中近东和北非，生活着数亿穆斯林，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图对他们施加影响。因此，欧洲政界、思想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必须有意识地作出努力，说服自己的民族懂得在宗教和文化上相互容忍的必要性。同时，欧洲必须就共同的移民政策作出决定并加以实施。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中特别容易产生敌对和仇恨，这一事实在决定今后吸收以穆斯林为特征的国家加入欧盟的时候，必须成为衡量问题的标尺。谁要是认为，通过移入不同文化的人员可以弥补和解决欧洲因出生率下降而产生的巨大问题——比如福利国家的未来及其财政收入问题，他只能给欧洲雪上加霜。一方面要把欧洲联盟限制在同一文化圈的人民之间，另一方面要对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采取可以触摸的容忍态度。同时遵循这两条原则并不是一项不能解决的任务，但却是对今后几十年提出的一项崇高的道义义务。大多数欧洲国家迄今不了解这样一项任务，我们在这方面缺乏实践。正因为这样，今天必须要求欧洲的精英和执政者作出榜样。
欧盟各国绝不应当把迫在眉睫的同伊斯兰的冲突看作是不可避免而加以接受。因此，他们应当避免用武力干预正在燃烧的中东冲突，除非他们自己受到了攻击。由于不结束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就不可能使这一地区平静下来，因此特别是对我们德国人——包括我在内——来说，必须竭力保持克制，因为人们常常不是指责我们奉行反犹主义，就是指责我们对反犹主义作了过多的补偿，这就使德国的卷入不能取得积极的结果。德国只能同其他国家，主要是同联合国合作，一起参与促进中东缓和与和平的行动，但决不要担当领导角色。
欧盟所有成员国都高度关心维系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及其机构。国际法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联合国章程》及其安理会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国家违反过现行国际法。近二十年中，这种违反多次以所谓人道干预主权国家的方式出现——理由是出现了种族大屠杀，或存在种族大屠杀的危险，或者是为了遏制大屠杀的后果。90年代以前，人道干预的思想家们在美国的实践中没有起作用。但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在美国倡议下，先是进行武力干涉，然后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建立起保护国；随后美国人要求欧洲人和其他国家承担参与管理保护国的责任。
可以设想，将来国际法对实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武力干涉规定前提条件，比如由联合国作出决定并对其宪章进行补充。只要这一点还没有做到，《联合国宪章》也好，德国基本法也罢，以及2＋4条约，都禁止德国参与这样的人道主义干涉，除非在个别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安理会不能把参与义务强加给我们（北大西洋公约和北约组织更不能这样做）。
在巴尔干，我们同其他国家一起，已经违反了所有三项禁令。今天，特别是由于美国要求有权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且对伊拉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进攻，人们不得不担心，世界政治中权利将被剥夺。欧盟各国政府应该明白，参与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将使国际法被暴力所破坏。就德国来说，不仅是出于国际法和宪法的原因，而且也出于外交政策和心理上的考虑，必须极其小心谨慎。
德国应参与进一步发展国际法，同样也要参与联合国机构的建设和安理会的扩大。二百多年前，伊·康德在他生命结束时曾把逐步发展国际法定为我们的义务。为此目的，并非必须要在安理会里占据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如果两届德国政府先后提出了这一要求，那是出于追求虚荣的欲望，而不是从他们同时宣布的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参与每一个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决定并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不是德国利益之所在。一些德国政治家、外交官和官员认为，德国要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角色”，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
今天，德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利益是克服扩大为25个成员国的欧盟目前所处的危机，然后使它不断地发展起来。各国越是更加紧密地融成一体，德国就越会感到安全和自由。欧洲各国越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利己主义，处于地缘中心地位的国家每天与其邻国相处就越困难。几乎没有一个欧盟小成员国，更没有一个大成员国，比之德国更加需要把自己置身于联盟之中。
一旦由于欧洲政治领导人的缺陷而导致欧盟缓慢地衰落，最后沦为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么，法国人，同样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民族，就会感到比今天更不安全。因为：不仅是由于他们同德国关系中早已过去（但没有被忘记）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