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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沙特也面临着全面革新其古老政府体制的必要性。欧洲人必须作出决定，是否准备以及打算如何支持这个国家中谋求政治自由化的力量。
中东的关键问题，如果不是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至少是遏制这一冲突。只要美国不朝这个方向作出认真、明显和持久的努力，只要美国不能使局势平静下来，中东问题就会持续存在，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手段和力量。1977年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正是在那一年，我的好友、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了与之打过四场战争的敌国以色列的议会。自打那个时候以来，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变得摇摆不定和反复无常。其原因很明显在于美国的内政。
自拉宾被暗杀和1993～1995年奥斯陆进程结束以来，暴力和复仇、恐怖和反恐怖事件螺旋式上升。萨达特和拉宾都是被本国的极端分子所谋害。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自杀性袭击事件发生。以色列政府在本国领土之外修筑的高墙不能结束恐怖主义。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几乎在所有被占领军政权统治的地方，反对占领者的恐怖主义行动是英勇的抵抗行为。由于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余地很小。以色列的活动余地稍大一些，但由于近几年双方之间发生的暴力行动，这种余地也缩小了。
最近几届以色列政府不愿意妥协的态度在欧洲愈来愈受到批评。这种批评在美国甚至以色列国内也已开始出现。批评引起了反批评。谁要是批评以色列政府，谁就被指责为推行反犹太主义；谁批评以色列，谁就是危及犹太人的生存。对于德国人来说，在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更难以顶住这种反批评。德国人可以寄希望于愿意和平的以色列人以及生活在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派犹太人，但是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应该谨慎加小心。与此不同，法国或英国的当权者，特别是美国政府就自由得多，因为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安不到他们头上。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抵制将决定未来阵线的走向”，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这样写道，并要求西方“加深对其他文化的宗教和哲学基础的理解”。这一要求符合欧洲的切身利益，因为欧洲人与伊斯兰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直接相邻。即使在欧盟内部，伊斯兰教如今已是第二大宗教团体。在许多地方，当地居民和移入的穆斯林之间已经发生摩擦。欧洲人比起美国人来更需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宗教和平相处。
因此，尽管很遗憾这是不大现实的事情，仍希望欧洲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共同采取一种明确的宗教宽容立场。但他们将既不能用宗教宽容的思想去影响美国，也无法与美国共同制定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战略。今后几十年里，中东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不安定的策源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坚持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忘记，人权的普遍性思想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人道干预思维均源自北美—欧洲的启蒙运动。西方也必须严格区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由于21世纪里人们将比过去更加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最起码的宗教宽容很快将成为他们生存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向所有的宗教团体领袖、政治家和教育者呼吁：教育信赖你们的人们实行宽容，反对一切以宗教为由的恐怖和暴力行为。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俄罗斯——悬念中的世界强国（1）
随着穆斯林自我意识的增强，俄罗斯也遇到了问题。俄罗斯1。45亿国民中至少有1500万人、甚至是200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北高加索许多小的自治共和国、伏尔加河地区和西伯利亚。车臣的情况尤其突出，因为媒体的报道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引起了人们对车臣穆斯林分离主义斗争的关注，并使莫斯科的粗暴镇压不断地遭到严厉批评。
普京总统2000年上台时，正面临1994年以来烽烟迭起的这场内战。普京迄今既未能缓和，更无法结束这一血腥的悲剧。“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以前，美国人认为车臣内战在道义上是不能忍受的。但自从华盛顿宣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来，美国由于需要俄罗斯的配合，对普京的批评明显减弱。然而，人们尽管很难同情伊斯兰分离主义的起义，谴责俄罗斯用重武器打这场内战还是不无道理。
今后，如果在广袤的俄罗斯国土的其他部分也爆发伊斯兰起义和恐怖活动，那将不足为奇。早在沙皇和苏联时期，伊斯兰势力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就屡见不鲜，1979/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即是一例。要不是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个中亚共和国的分离和独立，也许今天整个中亚都会成为一个伊斯兰活跃的地区；不单是阿富汗，还有主要是巴基斯坦的势力都会卷进去，其影响将远及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类情况将来也还会发生。不过，对莫斯科来说，伊斯兰问题的重要性远远排在困扰着俄罗斯的内政和经济任务之后。
只有综观俄罗斯近两百年的历史，才能理解俄罗斯的复杂问题。对熟悉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莱蒙托夫、普希金、图格涅夫、果戈理、契珂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是不朽的巨匠。许多人读过高尔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俄罗斯音乐也是如此。米兰、巴黎、汉堡、伦敦的音乐厅，没有哪一家不演奏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俄国人在文学和音乐领域为共同的欧洲文化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此外，14世纪以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有一种传教士般的抱负，历代俄罗斯大君主都为之奔忙效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如同他们众多的老祖宗和继承人一样，都以为自己负有一种使命。列宁和斯大林则继承了这种帝国主义的抱负和使命感。
拿破仑最终失败以后，俄罗斯成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但俄国的权力集中在沙皇个人手里。沙皇政权不仅反动和极端保守，它还处心积虑使俄国免受西方的影响。这种害怕西方影响的传统使得启蒙的纪元从未真正抵达俄国，其结果是俄国既没有能够发展法制文化，又没有能够发展现代经济。尽管有过一些小小的改革，俄国直到19世纪末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人民生活穷困，全部收成落入占有土地的贵族的腰包。虽然莫斯科有一些手工作坊和纺织工业，乌克兰有煤和钢，彼得堡或者敖德萨有航运、造船和外贸，但直到跨入20世纪时才首次出现工业的某种繁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备努力，工业无产阶级虽有所壮大，但列宁1917年接管政权时，这个阶级对俄国经济还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在共产党执政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现在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官僚机构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供应给谁。它们负责筹资、确定新项目、规定工资和物价。几乎不需要银行，没有复杂的征税制度，也没有税收一说。对工资和物价的专断保证了工厂的盈利，由此构成国家预算的收入来源。
如果不能取得足够的利润，中央银行就介入，并加印卢布供国家使用。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后果。80年代末，我在同戈尔巴乔夫一次谈话中指出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危险性时，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关于货币发行量，我们在莫斯科从不记账。”他这样说肯定不符合事实。但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位多年的政治局委员，对经济概况也不甚了了。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过于仓促、缺乏充分准备的改革时，苏联还没有对竞争和开放市场有经验的经理人员，也没有名副其实的工会。既没有税收制度、没有财政局、没有法制安全，也没有哪个私人拥有财富或货币资金，能够买下一家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必然的后果就是，整个行业、大公司和小工厂是在混乱中完成私有化的。
必须清楚地看到，今天俄罗斯大公司那些富有的股东或老板，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正大光明地取得财产和支配权的。一旦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即所谓的寡头们，试图依靠自己的财力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时，他们同政府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因为在政府方面，庞大的旧官僚机构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其功能。过去它习惯于统管一切，如今拼命地为保住自己的计划权、审批权和决定权而奋斗。在此情况下，贪污腐败和影子经济丛生，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尤其如此。在那里，谁要是没有一份非正式的、不纳税的（以美元计的）额外收入，那他真是个穷光蛋了。
就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而论，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俄罗斯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几万名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但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大众生活在官方公布的最低生活线以下，即每月收入70美元。历史上饱经苦难的俄罗斯人民以一种令西欧人感到吃惊的冷漠忍受着他们的处境。经过90年代内政动乱时期经济持续萎缩之后，自从2000年普京上台以来，总算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略有下降，外贸持续顺差——主要是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外汇储备也有了相应增加。对于近五年经济指数的发展情况，俄罗斯完全可以感到满意。
然而，俄罗斯仍面临着巨大的改革任务。改革方案的重要部分虽已成为法律，但在实践中还经常是拖泥带水，陈旧的国家官僚机构动作尤为迟缓。依然缺少法制安全。俄罗斯要把改革纲领变为社会现实和经济现实，还需要多年的时间。对此，老一代人似乎多数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