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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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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标统 参加起义 当选大都督

阎锡山和战友们积极活动,把目标首先对准两个标统。一标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出身,沾染了八旗纨绔子弟的恶习,吸食鸦片,贪脏枉法,且又懦弱无能。同盟会组织人采取各种手段揭露他的种种劣行,大造舆论,频频攻击。不久,齐允因此去职,阎锡山的把兄弟黄国梁便升任一标标统。阎锡山此时兼了陆军小学的日文教官,经过苦心培植,学生张培梅、周玳等日后都成了他手下的干将。与此同时,阎和他的战友们又将夺取二标标统作为重要目标,但二标标统夏学津,既有靠山,人也能干,一时不好入手。

恰在此时,山西发生了“交文禁烟惨案”,给革命党人一个极好的机会。

1909年(宣统元年),清廷曾下命令,要求六年之内在全国禁绝鸦片烟。本来是装模作样欺哄百姓的举动,却也有贪心者欲从中取利。山西巡抚丁宝铨就是这么个聪明过份的人。次年,他就给清廷打假报告,宣称:“山西全省已完全禁种,吸食者不久也可绝迹。”清廷也假戏真做,就派钦差到山西实地查勘。这一下,可让丁宝铨急如热锅蚂蚁。原来,山西交城、文水一带,百多年来相沿成习,种植鸦片已经成为当地不少百姓一种重要的谋生方式,此时的情况根本没有一点改变。丁宝铨本来是想以假话制造政绩,邀功请赏的,如在钦差面前露了馅,岂不是欺君之罪?于是,立即派一标标统夏学津带兵,星夜赶往交城、文水等地,勒令当地官员迅速将地里长着的鸦片烟苗一律铲除。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层层下令,纠集人员赶快动手。种烟农民以此为生,铲除烟苗无疑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加上此时正值烟苗开花结实季节,他们怎舍得让人毁掉?男女老幼始则成群结队苦苦哀求,继则挥舞锄头聚众抗拒。夏学津大怒,令士兵开枪恐吓。一开枪,场面更加不可收拾,混乱中烟民被打死打伤数十人。丁宝铨见出了大乱子,再扯弥天大谎,竟向清廷报告,诬烟民抗拒铲烟为土匪聚众作乱。流血事件引起山西各界的极大愤怒,同盟会员们抓住时机,通过太原的《晋阳日报》,连续登载揭露丁宝铨、夏学津镇压民众,造成流血惨案的真相,并写了成百上千的黑名帖四处散发。太原城搞得满城风雨,北京的《国风日报》和上海的《申报》也予以转载。一时间,全国上下,舆论哗然。在京的同盟会员又多方活动,经御史胡思敬奏参,清廷只得将巡抚丁宝铨撤职调离,将标统夏学津撤职查办。挤走了夏学津,阎锡山顺理成章成为二标标统。这样,革命党人把山西的军权控制到了自己手中。

阎锡山掌了军权之后,并没有满足陶醉,他处心积虑地寻求更多的支持,为下一步攀升打基础。此时立宪运动闹腾得正凶,各省成立咨议局,立宪党人也成为一派“代表民意”的势力。阎锡山看到这一派势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就用出自己善于谦恭阿谀的手段,以晚辈后学的身份拜访山西咨议局的议长、立宪党人梁善济等人,并与梁善济的秘书拉上关系,以拜把子的老办法结为“金兰之交”,从而取得立宪派的信任和重视。但同时,他又与革命党人中的同志合谋,凭借自己的“铁血丈夫团”的身份,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通过这个组织,把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团结起来,成为混成协内同盟会的秘密领导核心。

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阎锡山就这样立于“左右逢源”的境地。阎锡山参加同盟会并进入铁血丈夫团,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显现了他追随革命、反对清政府的志向;但他在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又不时暴露出力图圆滑处事,企求左右逢源的狡黠。应当说,这是善于投机的商人习性的表现。

1911年秋,丁宝铨被赶走后的新任山西巡抚陆钟琦到任。原新军协统姚鸿发升任督练公所督办,于是协统一职空缺。姚鸿发记得父亲的嘱托,想让阎锡山接这个位置。经过在巡抚面前和咨议局内的活动,事情已基本成为定局,但还需要阎出5000两银子,以便做进一步的疏通。姚鸿发找阎锡山商量,阎锡山开始听说有了升官的机遇,心里不由暗暗高兴。但权衡一番之后,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姚的好意。他寻思,革命形势逼人,眼看着山西局面就会大乱。乱中立足,必得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协统听起来是个高官,但只是有高位厚禄却无指挥实权的虚衔。现时所任的标统,表面看在协统之下,却能指挥调度各营各队。要成就一番事业,还是不能离开。阎锡山虽然一心想着高升,但他的算计总是实实在在,图虚名的事,并不想做。

当此时也,全国各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廷统治者已是土崩瓦解。立宪派吹吹打打,想着用调和的办法维持清朝统治的残局,却又得不到满清统治者的应允。社会矛盾愈积愈多,有如积薪成堆,一遇火星,就会大爆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终于点燃了东西南北的革命烈焰,各省纷纷起而响应。10月21日,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省,同盟会员张凤翔领导的武装起义取得成功。消息传到太原,山西的革命党人受到极大鼓舞和激励,同盟会员们在新军中积极活动,很快就传开了“湖北、陕西革命成功,山西也要准备起义”的消息。

面对这“骤雨欲来风满楼”的汹涌势头,巡抚陆钟琦十分紧张。他对新军很不放心,决定把他们调离太原,同时请清廷紧急调派军队来太原防守。于是以防止陕西革命军东渡为名,发出严令:一标的两个营必须在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全部从太原出发。标统黄国梁与标本部的人员,在各营领到子弹前(清廷对防止新军叛乱已有警惕,新军各部平时只发枪不发子弹),就必须先行出发,否则,以违纪砍头论处。

革命党人一边,这时也正进行紧张的活动。消息传来,他们立即识破了巡抚的“调虎离山”计。黄国梁与阎锡山、赵戴文、张瑜、温寿泉等紧急商议,认为不听命令,就领不到子弹,无法起事。只有想办法领到子弹,才能发动起义。最后决定:黄国梁带部分兵士先行出发,造成听从调动的假相;后续部队领到子弹后不离太原,找借口在城边拖延时间,黄国梁得到消息迅速回马,在城里的部队立即响应。黄国梁依计行事,10月28日下午,率标本部人员和骑兵营出发到了祁县,等候太原的消息。

二标标统阎锡山在城内连夜召集本标中同盟会员会议,也对起义作了部署。阎锡山对起义没有异议,但大目标下不忘打自己的小算盘。他决定,待一标先发动兵变后,二标再迅速进城。标下两个营的部队,一个营开往子弹库,把军械控制到手中;另一个营开往抚台衙门,见机行事。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一个排长,刚出会议室门,猛不防被反对革命的二营管带撞见,一把拉住,问开的什么会。这个排长一时语塞,说不上来,被那位管带凶巴巴地骂了几句。他惊惧之下,以为事已败露,惶恐不已竟跳井自杀。阎锡山闻讯,急得浑身直出冷汗,当机立断,派兵将那个管带囚禁起来,一边就赶忙召集军队,宣布起义的命令。

1911年10月29日凌晨,太原起义的枪声打响。里应外合,太原新南门被顺利攻下,起义军直扑巡抚衙门。兵士们冲进抚署,与巡抚陆宗琦及其儿子陆光熙相遇。陆宗琦还大摆巡抚架子,指手画脚怒责起义士兵“想造反”。其子陆光熙则看见势头不妙,掏出身上的银钱就往空中一抛,企图趁着士兵乱抢银钱的混乱,掩护其父逃跑。不料想这一举动反而激起士兵们的怒火,陆氏父子当即被乱枪击毙。协统谭振德也在街上被打死。

此时的二标标统阎锡山,心情忐忑地带着少数亲随,静静地藏在本标操场附近的小树林里,听着城里四处乱响的枪声,焦急地等待打探消息的士兵回来报告。战斗打响后,他就把属下的官兵撒到巡抚衙门周围的各街巷,打探进展情况,自己却小心翼翼地不肯走出军营一步。在得知一标的部队攻下抚署的消息后,他忙派出一名排长,他的得意门生张培梅带兵去攻打抚署后面的巡防营马队。他暗示张培梅,要像是配合起义,又要像是去保卫抚署,不要草率而应见机行事。自己躲在小树林里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该不该出去露面。左盘右算,一时难得要领,心情十分焦急。出去露面早了吧,万一革命不成功,自己将落个造反罪名,辛苦奋斗得来的一切,瞬间毁灭。可如果革命成功,自己出去露面太迟,功劳被别人全都占去,多年来的革命行动,又成一把无果之花。这一套“成则居功,败则诿过”的算盘,确实显现了阎锡山的精明算计和善于投机的本能。终于,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阎锡山心里有底了,带着人马煞有介事地杀奔巡抚衙门而去。

29日中午,山西同盟会召集各界人士在省咨议局举行紧急会议。立宪党人、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主持,起义领导人阎锡山、温寿泉、姚以价、张瑜、张树帜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山西军政府,并推选一位大都督作为领导人。阎锡山对此事已有精明算计和周到安排,于是他首先提议,山西应仿照武昌起义的做法,推举名望高的姚鸿发为都督。但姚鸿发以其父亲还在担任清廷陆军部侍郎而且家眷在北京为由,谢绝出任。起义中,一标出力最大,建功最多,有人又提议推一标标统黄国梁为都督,但黄国梁不是同盟会会员,起义打响时还在祁县未曾回来,而且黄不是山西人,结果遭到否决。这时,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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