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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4、5月间，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意大利和德国已先后投降，苏联向远东出兵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已成定局。阎锡山为了利用日军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抢占太原城，以恢复他对山西的独裁统治，就进到与太原邻近的孝义，亲自出马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勾结和交易。八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企图钻同盟国之间矛盾重重的空子，逃避同盟国对它的制裁和束缚，苟延残喘以图死灰复燃，就利用中国封建军阀的独裁心理，提出所谓“单独向中国投降”的阴谋，选中了阎锡山作为突破口。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亲自从北京飞到太原，到孝义当面会见阎锡山。高桥坦向阎提出：日本希望避开同盟国各国，直接向中国投降，请先生代日方向蒋介石先生说话。成功后大家有利。阎锡山此时觉得，日本人现在是有求于己，自己可以伸直腰板了，就先装模作样地敷衍了一番，而后提出了所谓“寄存日军武力”的方案。他借口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又有中、苏、美、英同盟关系，单独接受日军投降，会影响国家的体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寄存武力”。所谓“寄存武力”，就是只改变日军的番号，日军仍可保有原来的武装。说白了，就是把日军变成他的军队。阎锡山为了消除日方的顾虑，进一步推心置腹地对高桥坦表示：我是最前线的战区长官，虽无权代表国家接受投降，但对在战争中被我打败的军队，我有处理的责任，也有改编这些军队的权力。因此，让华北所有日军都向二战区投降，我可以战区长官名义，分别改编，给各部队暂编番号，向重庆政府备案就行了。生米做成熟饭，重庆方面也无可奈何。即使同盟国家提出质问，重庆政府可将责任推到战区长官头上，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样做，你们体面地保存了武力，我也扩大了军队，彼此都有好处。听了这番话，高桥坦感到十分惊奇。既惊奇中国统治阶层上下欺骗的圆滑狡诈，更惊奇阎锡山如意算盘的无赖精明。他表示：如此设计，我个人觉得很好。但我是个军人，唯有服从命令行事。你的这种美意，须请天皇裁决，如认为可行，再继续商谈。后来，阎锡山的计划虽然未能推行到全华北，但在山西是实行了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惜利用侵略军的武力。这种寡廉鲜耻的行为，是他长期与日军勾结的结果，也是他的反人民立场的集中暴露。
五、顽固反共 残害民众 机关算尽也输尽
一面对日伪好言抚慰，一面是迫不及待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打响大规模内战第一枪，上党战役遭惨败；今非昔比，已到穷途末路，只能依靠特务维持统治；山西战场上，屡战屡败，节节败退，剩下太原一座孤城，大势已去，溜之大吉；无可奈何花落去，机关算尽也输尽。
内战急先锋 上党战役赔本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被迫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出面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按他的既定策略，迅速调兵遣将，抢占全省的地盘，抢占太原。
阎先后乘坐日军的铁甲车和军用卡车，在大批日军的护卫下，于8月30日返回离别八年之久的太原。进入太原的当晚，他就与伪省长等汉奸会面，提出“全省各地旧有文武官员照常供职，一切率由旧章，照常行事，不必有所顾虑。”次日，在大小汉奸们举行的“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的大会上，他公开对汉奸们表示安慰，声称“行者”与“居者”同功，说什么：“行者”虽经过八年多跋山越岭的辛苦，“居者”亦遭受八年多的精神苦痛，千万不要自划鸿沟，自行隔离。“行者”与“居者”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区分彼此，而应团结一致，精诚合作，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产党。阎将日伪军正式改编为五个省防军，成为他手下一支反共力量。紧接着，他就亲赴日军司令部“拜访”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迫不急待地提出所谓“武力寄存”问题，要求把驻在山西境内的全部日军，全部归他改编，换个番号，照常驻扎原地，与二战区军队共同“剿共”。对这种公然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连日本人都感到难以完全接受。日军表示，山西的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可能，可考虑留下一部分，最好是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阎锡山见自己的精心策划取得了效果，很是高兴，便迅速聘请日军的一批高官为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并委任日军旅团长板井少将为“太原警备司令”。为了不伤侵略军的“感情”，山西境内始终没有举行“受降”仪式。对重庆国民政府，则采取蒙哄欺骗的办法，将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上报，宣称“二战区接受完毕”。
在阎锡山的精心策划下，由亲信赵承绶等出面，以“日中双方志同道合共谋大事”为宗旨，成立了所谓“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简称“合谋社”，还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日侨管理处”，积极活动，进行日军“残留”工作。阎锡山毫不掩饰地对部下说：“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兵力，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召来十万中国兵，也顶不上一万日本人。你们要好好努力，分头动员，设法争取，越快越好。”经过一番努力，阎锡山“残留”下包括军官、士兵、技术人员和家属在内的日本人6000余名，号称一万。凡被留用者，一律官升三级，兵发双饷。这种优厚待遇，让日本人也意外地感动不已。日军头目城野宏在鼓动日军官兵“残留”的大会上，激昂慷慨地号召：“凡是不愿回国作亡国奴而具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国民，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勇敢无畏地留下来！”阎锡山还让他的亲戚徐士珙和日本人城野宏出面，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亚盟会”，动员和笼络日军俘虏参加，他对日俘表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如能密切合作，就可以增加反共的力量，对于中、日两国，都有很大的利益。”阎锡山居然将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发展到了日俘中间，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劣和寻求反共帮手的急迫，完全暴露无遗。
一边是对日、伪笑脸相迎，情同手足，另一边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则是充满仇恨，迫不及待地要予以消灭。在急急忙忙进占太原的同时，阎锡山在孝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抢占上党的问题。上党，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上党郡为其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总部曾长期驻在上党，领导和指挥抗战。如能抢占上党，对于在山西境内的共产党、八路军力量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占领上党之后，向东向南，均能居高临下，向华北和中原伸手。有的将领对此疑虑重重，认为上党是八路军势力最强的地区，孤军深入，更犯兵家大忌。但阎锡山坚持认为要巩固山西，进而控制华北，必须先占据上党。他排除异议，坚持己见，拼凑起一支17000余人的部队，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于8月17日由汾东地区向东开进，直扑上党。
开始时，史泽波不断传来捷报，顺利占据了六座县城。阎锡山接到捷报，踌躇满志，喜从中来，更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完全正确。当晚特意与身边的将领们开了个碰头会以示庆祝。会上，阎锡山容光焕发，频频与将领们碰杯，似乎对打响内战第一枪，轻取上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但他轻估了共产党“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轻估了八路军和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对此事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7页）9月初，正在延安开会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乘飞机返回上党，指挥八路军打响了上党战役，决定将来犯的阎匪军歼灭在上党。八路军迅速将史泽波占领的六座县城夺了回来，肃清外围，团团包围了长治城，并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斗。史泽波被围在孤城之中，向阎锡山连发急电，请求援兵。在这出乎意料的突变面前，阎锡山惊惶失措，但仍不相信会一败涂地，一面复电称：“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面急忙拼凑力量，组织起两万余人的部队，前往上党增援。
时值晚秋，阴雨连绵，山洪漫流，泥泞阻道。阎军炮兵、辎重不少，兵士除携带自己的弹药之外，还给长治守军带了许多弹药，步履艰难，每日只能走二、三十里。再加上沿途民兵和游击队的袭扰，部队士气低落，怨声载道。因此，在八路军的坚决抗击面前，损失惨重，难以挪动。阎锡山得知增援无望后，为保存实力，令援军撤退。阎军狼狈不堪，官兵各不相顾，争先恐后，在一条不到十米宽的小路上蜂拥逃窜，自相践踏。八路军尾追和拦截部队两面夹攻，阎军彻底崩溃。援军司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死于乱军之中，还有多名高级军官被俘，除逃回2000来人之外，援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像挨了当头一棒，气急败坏而又无可奈何。援军被消灭之后，困在孤城中的史泽波主张坚守，伺机突围。阎锡山却下令，要困在长治的守军退回临汾。史泽波只好率残兵乘夜弃城，向西逃窜。结果在沁河河畔被八路军围歼。史泽波和多名高官成为俘虏，除千余人侥幸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