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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之前，阎锡山做了充分的准备，本是投降的举动，却也想到了“以身殉国”的壮烈。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当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似乎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丢弃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的梦想。他特意与警卫队长单独谈了一次话，突然对警卫队长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敢不敢开枪打死我？”吓得那队长汗流浃背，赶忙表态说：“我只有以性命来保护会长，岂敢有别的想法。”阎锡山却正色说道：“我要你敢开枪打死我，这才是你的忠诚，才不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你应该服从我的任何命令。你说，敢不敢，能不能做到？”队长诚惶诚恐地回答：“我一定绝对服从，会长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阎锡山把与日本人会面的事告诉了他，沉思着说：“我是中国人，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决不能让日本人利用。如果谈判成功了，也是维护我们独立自主得以存在的宗旨；如果谈判破裂了，决不能将我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在敌人要对我下毒手或者劫持我时，你在紧要关头要迅速朝我心脏开枪，不能让日本人把我活着劫持走。这就是你对我的忠贞。”这一番心情颇为悲壮的话，与他将要做的事实在是极不和谐。将要卖国，何谈爱国？已经堕落，何谈忠贞？这也正是阎锡山的复杂之处和狡诈之处吧。
原定5月5日的会见因雨延至6日举行。这一天，阎锡山带领赵承绶、王靖国等亲信，与日方高级军官见面。会上，日方一再催促阎立即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表示只要马上表态，可即刻交付现款300万，步枪1000支。但阎锡山不为所动，仍然大谈“没有准备好的”的老调，要挟日方执行《汾阳协定》中的所有承诺，抬高身价，以谋取更大实惠。日酋花谷正极不耐烦地站起来扯住阎锡山的衣袖，气势汹汹地说：“阎阁下和日本合作，正是时候，观望一定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阎被吓得脸色大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见势不妙，忙出面打圆场，建议临时休会。恰在此时，在会场外负责警戒的人员通过望远镜发现，远处山道上，有日军一队驮骡马匹，正急匆匆地向安平村走来。这些马匹驮的是准备交送阎方的枪械和款项，却被误认作是炮兵，他们立刻向阎锡山报告。阎听说后大吃一惊，断定日方是企图劫持自己，决定乘休会之机逃跑。与给晋绥谋利相比，毕竟自身的“存在”还是第一位的。于是，他与警卫队长顺着事先修好的小路，匆匆忙忙跑了，只留下赵承绶、王靖国等人与日方周旋。继续开会时，日方发现阎锡山不见了，感到既可笑又恼怒，立即中止了会谈。一个小意外使安平会谈破裂了，阎锡山向着投降迈出一大步的行动未能实现，他的真实面目也又一次被掩盖。他要利用日军急切勾结的心理，抬高价码，要挟一番，却不料闹了个“误会”。事件有相当的偶然性，却表现出日军对他又打又拉的策略未能收效，也显现了阎锡山善于算计，凡事都要谋取最大利益的一贯做法碰了钉子。
阎锡山如此紧锣密鼓、肆无忌惮地与日军订立密约、频频会谈的行为，在晋绥内部也引起一片哗然。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立志抗战的人，都感到失望和愤慨。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同志会副会长的晋绥第二号人物赵戴文，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赵戴文从在日本留学时起，就与阎锡山相识相交，成为同盟会的同志。此后一直追随阎，在阎手下做事几十年，是阎的重要智囊和得力助手。阎锡山在日记中曾这样评价他：“次陇（赵戴文字）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赵对阎唯命是从，一贯是围绕着阎的观点出主意，从不向阎争权、闹独立，因此也受到阎的格外尊重。赵十分推崇孟子，受儒学影响很深，因此也有极强的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早在中原大战之时，对于阎、冯联合讨蒋，他是不赞成的，认为阎、冯作为蒋的部属打蒋，是一种“造反”行为，曾力劝阎锡山不要起事，被阎责为受了蒋的收买。抗战爆发后，爱国热情高涨，太原沦陷前，作为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就曾宣誓，要与省城共存亡，决心不撤离。后来虽然还是跟着阎到了克难坡，但内心的分歧已经开始。到阎锡山与日军的勾结逐渐明朗化的1942年，赵已是76岁高龄，一反几十年中唯命是从的姿态，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对阎锡山的此举不赞成。这时，中共中央也在密切注意着阎的动向，指示：阎锡山是个军人，他如果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必须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降。打入晋绥上层的中共党员杜任之，便趁机做赵的工作，希望他能劝阻阎的投降行动。赵戴文表示：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他与阎锡山谈话时，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阎锡山见一贯忠心耿耿的亲信也公然反对他，就气呼呼地说：“我如果妥协投降，你将怎么样？”赵戴文一反常态明确地回答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再跟你回太原去！”赵戴文的这些表现，虽然未能阻止阎锡山一意孤行，但也确实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使他看到，民族大义远远高于朋友亲信的交情，几十年忠心耿耿的部下如此反目，不能不使他在投降的路上有所顾忌和收敛。
这期间，共产党人严肃而诚恳的告诫，也给阎锡山泼了冷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代表王世英，要求面见阎锡山。阎的交际处只答应谈话15分钟，但见面后，实际交谈却长达三个小时。王世英在谈话表明了共产党对时局的精辟分析，也坦率地表现出对其前途的诚恳关心，都让阎锡山陷于更大的疑虑和动摇。王世英在谈话中指出：阎锡山之所以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产生悲观看法，是因为对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大局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阎认为，日军将会北进，配合德国进攻苏联，这是他加紧与日军勾结的重要出发点。实际上，日军深陷于中国战场，兵力不足，绝无可能再去进攻苏联。而即便日军真的与德国呼应，出兵抢占了苏联远东地区，得到的也只是一片冰天雪地，难以抢掠到有用的战略物资。日军只有南下，才可能解决其战略物资困难的问题。其次，阎从各种途径得到的情报判断，认为，蒋介石即将投降日军，要与汪精卫再次合流，组织亲日政府。果真如此，阎自己将在日本人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因此，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先投降，以便占据华北，以后还有与蒋抗衡的本钱。但这种想法，也不符合事实。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推动下，蒋介石是不敢公开投降日军的。他一旦投降，就会输光所有的政治资本，就会被全国人民起而打倒，就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共产党的态度很明确，谁投降，我们就打倒谁。蒋介石投降，我们打倒蒋介石，别的什么人投降，我们也照样打倒他。共产党人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对投降派的深仇大恨，使得阎锡山不能不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暗吸凉气。不久之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历史以雄辩的事实，否定了阎锡山曾作出的“日美会妥协牺牲中国，日本将北进攻打苏联”的判断。
不过，阎锡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了达到利用日军消灭八路军和决死队的目的，还是继续与日军勾结。他一面玩弄所谓“晋西大保卫战”的花招，面上一副坚持抗战的样子；一面通过在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积极活动。受“共同防共”的利益驱使，日军渐渐停止了对晋绥军的进攻，并放松了对阎方的经济封锁。阎锡山则在加强“内应工作”的招牌下，提出了将部分兵力移放到日军占领区充当伪军的计划。这样，一是借日军发展自己的实力；二能协助日军“剿共”；三还可以为以后返回太原时增加警卫力量。神不知鬼不觉，不给人以投降妥协的口实，这个算盘打得精明周到。阎、日双方一拍即合，阎的骑兵军长温怀光在阎的授意下，与日军商定了一项密约：由阎军输送一个师的兵力，到日军指定的地点。由日军用“战斗”的方式，使阎军“投降”，然后将其改编为共同的反共部队。1942年6月，按着编好的剧本，阎锡山演出了一场送兵戏，由阎军“被俘”官兵组成的“山西剿共军”在太原宣告成立。此后，阎军便屡屡派出官兵加入到日伪军的行列，日军特意在汾阳、临汾等地设立所谓“晋绥军归来官兵招待处”，而在阎锡山统治区内，也出现了日、伪、阎三“友军”的怪现象。 1943年春，占领太原的日军又提出了“日、阎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方案”，称：由阎派官员到太原参加日、伪政权，逐步建立“日阎合流”的山西政权，实现政治合作；日军同意晋绥军向汾河以东地区发展，实行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日阎双方共同管理太原附近各厂矿，双方共建“董事会”，实行经济合作。此方案立即得到阎锡山的响应，阎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开展政权，重光山西”的口号，为进一步的勾结和投降行为作掩护。接着，阎锡山就派遣亲信干部到日伪区担任县长，派人到日阎合办厂矿的董事会任董事，与日军签订《秘密协定》，在汾东地区和上党地区“合作剿共”。至此，阎锡山与日军的“全面合作”疯狂展开，集中进行所谓“开展政权”的工作，双方协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阎伪政权。
到1945年4、5月间，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意大利和德国已先后投降，苏联向远东出兵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已成定局。阎锡山为了利用日军力量，抢夺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