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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去其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等等，等等，表现出势不两立且关系决断的姿态。会议还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常务委员会，汪如意地当上了“党头”，完成了党的改组；其后举行的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并宣布成立与南京政府对抗的北平国民政府。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谢持、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等七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则荣任国民政府的主席。至此，政府也组建起来了，阎锡山实现了最大的野心，获得了最高的权力，当上了“国家元首”。
接到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通知，阎锡山不由得喜悦难抑，感慨万分。由山西到晋绥，由晋绥到四省二市，一个原来在全国排不上名次的小省穷省的督军，就这样一步步攀升，而今居然得到了全国的政权。因此，尽管此时倒蒋战争已经走向滑坡，前线日益吃紧，他还是要尝尝当国家元首的荣耀和威风。于是，9月7日，阎锡山在大批亲信的簇拥下，从津浦前线赶到北平参加国民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
阎锡山迷信风水之说，接受了一些政客的建议，把典礼安排在民国19年（即1930年）9月9日9时举行。按阎的意思，还想在“四九”之上再加一个“九”，将时辰定为民国19年9月9日9时9分，以合《易经》中所说的“九五”飞龙在天之象，表示自己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是合天时、顺天意的帝王之兆。可能是这第五个“九”操作起来实在困难吧，阎最终接受了“四九”的时辰，被人们称为四九小朝廷。而不久之后，又有了新的说法：四个九字相加是三十六，恰好与“三十六计，走为上”相合，预示着这个小朝廷的狼狈和短命。
且说民国19年9月9日9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一派庄严热烈景象。数十名中外记者进行采访，熙熙攘攘。阎锡山、汪精卫等头面人物身穿长袍，满脸严肃和得意，缓缓步入会堂，依次在主席台就座。阎和汪在誓辞中说：“余誓以至诚，尊奉总理遗教，实行本党三民主义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终不渝。谨誓。”标志着他们取代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遗训的执行者。与会者鼓掌欢呼，气氛自是热烈。数十名中外记者频频摄影，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在会场中穿梭，也有一番庄重景象。
但不管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政治上感觉如何得意，军事行动却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随着战事进展，蒋介石已取得明显优势，拥有30万大军，标榜“中立”的张学良，也就渐渐将倾斜的重心移向蒋方。加上阎锡山限于权力和财力，派往东北的代表开出的价格太低，在张学良面前倍受冷遇，情况就更是急转直下地恶化。阎锡山派往沈阳的代表，开始只有500元活动经费，应酬场合，不敢露面。后来贾景德等人去后，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贾不能做主，忙报告阎锡山，阎锡山咬咬牙答应给50万。而蒋介石那面，情况全然不同。蒋派吴铁城等人到沈阳，在中国银行开了帐户，允诺只要能拉住张学良，就可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因此，对张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张学良要军费300万，吴铁城一口答应给500万。蒋介石还特意在东北兵工厂买了10万支枪，每支价格比市价高出25元，等于送给张学良250万。南京政府答应拨给东北1000万，用以整理奉票和偿付外债。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允诺给东北军大笔军费；答应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胜利后，冀、察、绥、鲁四省及平津地区由张全权管理，包括人事任免等中央都不予干涉等等。由于实力悬殊，阎与蒋争拉张学良，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拉力赛，而阎锡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历炼出的气势相提并论？军阀之间，政治也是经济的继续。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张学良本来就是要坐收渔人之利的，加上张的左右无不主张拥蒋倒阎，见时机已到，于是表示，如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张同时也将此意思透给阎锡山，算是不得罪老交情，也算是敲边鼓警告。8月中旬，济南已经被蒋军占领，东北军入关已是迫在眉睫。因此，前线告急。阎锡山来不及享受国家元首的种种荣耀，也不敢在北平久待，匆匆赶回石家庄亲自督战，企图借着政治上暂时兴旺的气势，将军事上的颓势和危势扭转过来。几天之后，为了安抚和鼓励士气，让军阀们尝到取得全国政权的甜头，阎锡山又慷慨地增补石友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使国府委员由七名增到九名。
但政治上的“胜利”难以挽回军事上的失败。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呼吁交战各方立即罢兵停战，等候中央政府处理。张学良的大军源源不断开进关内，压向平津。这实际上是替南京政府擂鼓助威，对反蒋联军无疑是沉重的背后一击。反蒋联军背腹受敌，汪精卫和阎锡山都退到了石家庄。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到手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辉煌头衔极具吸引力，不甘心随手弃之；而想到一旦失败将会遭遇的惩罚则又惊恐不已。阎锡山在石家庄正太大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是好。汪精卫主张：“一不做，二不休，只要能战下去就要战下去。就是最后退到大西北，也要跟蒋介石硬干到底！”冯玉祥赞同和支持汪精卫的主张，并从军事上作出分析：张学良进关，不过是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得到平津后，不会对联军实行大规模进攻。他主张，倒蒋联军应当集结于黄河北岸，依凭黄河天险，与蒋介石战斗下去。
阎锡山虽然很不甘心，但经过仔细盘算，还是不主张再打下去。一方面，联军各自怀有小九九，面上的合作转眼就能变成背后的暗算，他对此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晋绥军截获了冯军参谋长给冯的一封电报，电报中称：“晋南富庶之区，粮饷不缺。陇海路撤下来的军队应兼程开入晋南。”如果真的如此，失去晋南，岂不就等于失去大半个山西？另一方面，在紧要关头，阎锡山并不意气用事，还是拨动了“有本钱才能做买卖”的算盘：保存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大事。因此，他费尽心思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结束战争。他说：“这是国是之争。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政治上让蒋介石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中国是整个的，如果弄成华北、华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上的罪人。”其实，蒋介石何曾承认什么错误？而按这套逻辑，岂不是说，倒蒋之行一开始就是非正义、无必要的吗？当然，军阀之间的混战，也许只能用“成王败贼”的标准来判别，理论的是非难以明说。不过，阎锡山如此车轱辘地说话，除了表示他的狡黠之外，也更多地显示出一种无奈。他表示：仗是不能打下去了，退回山西再说吧。晋军后撤给反蒋联军带来一片混乱，西北军的一部被重重包围，被迫投降；西北军吉鸿昌、梁冠英、葛云龙等部被重金收买，先后降蒋；鹿钟麟、宋哲元等部也被迫退却。面临这种全线崩溃的形势，阎锡山极力主张“散伙”，尚有几分斗志的冯玉祥无可奈何，汪精卫更是一筹莫展。张惶的撤退之中，“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还撤到太原，装模做样地搞了一个流产的“宪法”，成为失败的遮羞布。失败的阎军全部退回山西，外省的倒蒋联军有十多万也退入山西。山西全省一百余县，几乎县县驻军，而驻军的一切粮饷，均由当地摊派供给。军纪稍好者，当地百姓尚可忍受；军队溃散者，则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阎锡山的这一次豪赌，给山西人民带来一场莫大的祸害。
10月5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同意“和平解决”；15日，俩人通电下野。阎锡山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不到一个月，兵败下台，四九小朝廷成为一桩笑柄。至于李宗仁部，早已溃败退回广西。这一场辛亥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清朝封建政府倒台后又一次“分合”之争，以蒋介石的获胜而告终。蒋介石的获胜，也就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战胜了各派军阀的分裂割据。蒋介石背后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又有以中央名义攫取的财富，可谓财大气粗，实力雄厚；冯玉祥虽然一心想为老百姓讨说法，气势勇猛却没有金钱实力作后盾；而阎锡山进进退退，都出于精明的算计，不肯让自己吃亏。对于这一场大战中蒋、冯、阎的作为，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蒋一手拿金钱，一手拿飞机；冯一手举大刀，一手拿窝头；阎一手举算盘，一手抱账本。小小的漫画，一针见血，令人忍俊不禁而又不能不沉思。
反蒋行动遭遇失败，阎锡山赶紧玩起了韬光养晦的把戏。他宣布下野后，迅速摘掉海陆空军总司令部的牌子，以奉父命“侍疾”为名，钻回五台老家躲避风头。对外则表示：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今后将一心一意开发西北，办理实业，为民谋利。用回家作平民的低姿态，向蒋介石表示屈服，期望能躲开蒋对他的清算。蒋介石却不买他的帐。蒋多年来遍扫各路军阀，却一直没有机会收拾盘踞山西的这一股地方势力，而且阎锡山三番五次对他作弄要挟，怨恨已深，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了机会，哪能轻易放过？因而，蒋介石对阎锡山逼迫很紧，冰冷无情且毫无回旋余地。蒋把阎、冯列入不可赦免的名单，声称：“阎逆不离晋，善后难谈判。”并密令各地，“辑获阎逆，就地正法。”寒光闪闪的大刀随时都会落到阎的头上。为了煽动山西民众对阎的厌恶和对立，还不断派出飞机在太原上空盘旋，不时投下炸弹，造成居民死伤和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