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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政治削藩和军队编遣问题上注定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以“父病侍疾”为由，没到南京参加会议。部下以为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去出席，是否会吃亏？阎胸有成竹地说：“到南京开会，若顺着冯、李，必取怨于蒋；若顺着蒋，又必取怨于冯、李。让他们闹吧，等双方都需要咱时，再去。”自己躲在北京和五台冷眼旁观，只派了一名亲信到南京探听风向。由于阎的缺席，军事编遣会议不得不延期举行。
到了1928年双十节，蒋介石又生出了新的点子，给各地方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想趁机把他们调离自己的领地，而后再实行裁兵。于是，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规定，在中央政府任职之后，应当长期住在南京。
对这种调虎离山的计谋，阎锡山一笑置之。他当即保荐自己的亲信部下赵戴文担任内务部次长，代行部长职权并长驻南京。
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各集团军首领参加。上次会议，阎锡山躲避未出席；中央任职，他也巧妙地避开。很明显，他既不想让蒋介石束缚手脚，又不想与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而乐于观望冯、李等人与蒋争执，坐收渔人之利。但这次编遣会事关手中军权的去留，山西军队的命运，他不能不去南京出席。如何去，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坐火车从山西到南京，中间要经过其他集团军的防守区域，他认为很不安全。于是选了一条从天津乘船绕道上海，再往南京的路线。从天津出发时，包了一艘载重二千吨的新华轮。而这艘船返回上海时，意外触礁沉没。因此，十分谨慎小心的阎锡山在从南京返回天津时，曾为如何上路而大伤脑筋。最后想了个办法，是同时包用两艘船，一艘自乘，一艘随行，万一发生事故，可以马上救援。
军队编遣，涉及到各地方势力的生存，矛盾尖锐，冲突激烈自是必然。蒋介石为避免各家都把矛头对准自己，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挑拨离间，“以派制派”的策略。他先是让冯玉祥提出一个方案，冯的方案使一、二集团军明显比三、四集团军占上风，提出后立即遭到激烈反对。蒋又派何应钦拉拢阎锡山，授意由阎出面提出“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另加一个中央区”的方案。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既照顾了蒋介石的“中央”的利益，又使四个集团军形式上比较平衡，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多数人倾向于阎锡山的方案。开会期间，蒋介石多次请阎锡山吃饭，而且常常是俩人密谈，话语间透露出对冯玉祥的不满来，善观风头的阎锡山自然心知肚明。他对蒋介石毕恭毕敬，表现得异常恭顺和小心。
会议决定成立全国编遣委员会，并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各地方实力派军权丧失，完全成为一个空架子。于是，各派首领如梦初醒，哪还有心思争吵下去，转而相互勾结起来，共同抵制编遣会议。见各地方实力派团结一致，蒋介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暂不编遣，恼悻悻地宣布休会。
编遣会议激化了各派势力与蒋的“中央”势力的矛盾，成为引起新的一场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同时，也使蒋介石看清了软的一手不能解决问题，下决心武力统一。由于在编遣会上，李宗仁反对最为激烈，言辞尖锐，直指蒋介石，蒋便首先将矛头指向相对弱势且内部不团结、不统一的桂系，以桂系随意免去湖南省主席之职为借口，集中兵力，进行讨伐。
1929年2月，蒋桂战争首先爆发。
桂系在发动反蒋前夕，曾分别派出代表到山西和河南，约阎、冯共同起事。冯玉祥对蒋介石早有一肚子不满，爽快答应一定出兵。阎锡山则采用老办法，哼哈应付，准备见机行事。战事一起，阎锡山盘算桂系胜利无望，便立即通电表示拥蒋。冯玉祥见状，也只得按兵不动。桂系孤军迎战，内部倒戈事件频发，外部又没有呼应配合，在蒋系的强大攻势面前迅速崩溃，到6月，几乎就全军覆没，李宗仁等首领人物都逃亡在外，蒋桂战争以桂系彻底失败告终。
对桂系战争的胜利，大大坚定了蒋介石采取强力消灭异己，解决地方实力派的信心，把下一个打击目标对准了冯玉祥。蒋介石先是散布冯勾结苏俄的许多谣言，于1929年5月7日，发出讨冯总动员令，声称“欲消弥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的两位心腹大将。5月22、23日，韩复榘和石友三先后迅速通电脱离冯玉祥，拥戴蒋介石。战事未开而后院起火，冯玉祥受到沉重打击，一时无法举措。阎锡山从太原给冯玉祥发了封电报，劝冯出洋避避风头，同时表示自己愿意陪同出国。冯玉祥接到这个电报，见阎锡山在此困难关头肯于拉一把，因而对阎锡山颇为感激，随即于5月27日发表下野通电。他声称放弃军权，愿意出国考察，使蒋介石失去了对西北军使用武力的借口。
冯玉祥曾经与阎锡山联络过，请他起兵共同倒蒋。阎也十分清楚地看出，随着权势的增长，蒋介石决不会容忍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倒蒋同样是他的希望。但阎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地方，就在于他不轻易言战，不仓皇表态，而且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也更善于韬光养晦。从南京参加编遣会回到山西后，他立即将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的牌子更换成“第三集团军结束办事处”，自己离开军队，回到五台河边村“闲居”。以这样的行动，向蒋介石表示：我阎锡山拥护中央，听候编遣，没有二心。以此换取蒋的好感，避免成为攻击目标。他一面应付编遣，一面与其他地方势力联络周旋，更重要的，他利用这个宝贵的时机，再次大力进行扩军。将晋绥军的步兵由原来的8个军扩充到10个，另外编成4个保安纵队，骑兵和炮兵也大大加强，使兵力增加到了20万人。
阎锡山在大力扩军，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不断地分析着形势，寻找自己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明白，面对蒋介石对冯玉祥步步紧逼的算计，如果一直沉默着“中立”下去，冯玉祥被灭，自己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蒋介石可轻易解决的下一个目标。支持冯玉祥出国，是一注不露声色的巧妙筹码。在冯玉祥那里，会感到是与他站在一起，是对他的支持；在蒋介石那里，会感受到是冯、阎二人联手作乱；在阎自己这里，则是可以见机行事，左右逢源，进退有利的把戏：如果蒋介石还继续压他，他就真的联合冯玉祥反抗，如果蒋介石改变对他的态度，他就把冯玉祥作为礼物献出去。挟冯自重，身价自是大增。而为了击败冯玉祥，蒋介石一面竭力收买冯玉祥的部将，一面离间阎冯的关系。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其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迫使冯玉祥出洋。阎锡山抓住这个时机，开始玩弄抬高身价的把戏。冯玉祥下野的通电发布后，阎锡山就公开表示：如果冯玉祥离国出洋，自己将与冯结伴而行。在给冯玉祥的电报中说：“我们将携手共同周游世界。”并邀请冯玉祥到山西面谈。冯玉祥于1929年6月21日，携妻女到了山西。阎锡山热情接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特地安排住在太原附近的名胜晋祠。除了派出专人陪同冯大帅游览散心之外，自己也隔三差五便亲自探望，送上一份份厚礼。同时还煞有介事地派人赴天津预定船票，认真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并且给中央发电，要求撤销有关革除冯玉祥职务、开除党籍、下令查办的处分，表现出与冯同心不二的坚定姿态。这副慷慨激昂，患难与共的架势，使冯玉祥十分感动。
阎的这场表演，让蒋介石十分着急。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因此，亲自赶到北平，派孔祥熙等人执亲笔信请阎赴北平商谈处理西北善后事宜。还由中央常委和五院长分别致函，劝阎锡山不要出洋。为此，6月28日的《国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称西北大事待阎商办，阎应以党国为重，不宜外出云云。阎锡山是否能否出洋，一时居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阎锡山看到自己的身价高涨，就将冯玉祥当作有效筹码，拉下脸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况且，北平是在晋绥军的控制之下，料定蒋无法对自己用强。因此，商谈中他态度强硬，一再表示必须和冯玉祥同时出洋。在看到蒋介石没有让步的迹象时，又借口有病，住进了德国医院，不再露面。蒋介石只好忍让，亲自带礼物去医院看望，并且甩出一个大的诱饵：如能扣留冯玉祥，不让他离开山西，那么，冯原来所据的地盘，可归阎接管。并委任阎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阎锡山以要挟达到了扩大地盘、扩大权力的目的，觉得这一次交易还是合算的，就很快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自己不再坚持出洋，并允诺不让冯玉祥离开山西。
阎锡山到北京与蒋介石见面，在秘密交易中获利丰厚，心里自是得意。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努力掩饰，仍表现出一副要与冯共沉浮的态度。他再次通电南京政府，声称自己坚决出洋，此举是“务回征车，共济艰难”，并表示说：“冯总司令昨已来晋，锡山若不同行，在冯总司令纵能谅解，不以卖友自利见责，其部属众多，又分在远道，岂能求其共谅？”重情义，重然诺的恳切之状，足以让人感动。原来，这却是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一番表演，目的是在继续麻痹冯玉祥。蒋与之配合，又派人苦劝一番。于是，阎锡山就突然得病住进医院，闭门谢客。为了造成实出无奈的影响，还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装模作样地表示：“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于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特以军民危难之秋，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