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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十分清楚山西的处境。他看到山西有被国民军包围并瓜分的危机，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抗争。张作霖连年征战实力也已大不如前，此时又受内部兵变的困扰，没有力量援助山西。解围的希望，就寄托在吴佩孚北上。但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自己出兵石家庄，曾得罪于直系；而当下要保持与冯玉祥在面子上的联合，又不便于大张旗鼓地与吴佩孚来往。思来想去，他决定派一个资历浅而不为世人注意的小人物，前往吴佩孚处联络。这个小人物就是《晋阳日报》的主编梁航标。梁航标到汉口见到吴佩孚后，先是转达了阎锡山表示悔过的自责之词，恳求吴大帅不念旧恶，共图大局，并保证在直系军队北上之时，山西军队可东出太行，南攻陇海，击溃国民军的二、三军，然后与吴大帅合力围攻国民一军。阎锡山的悔过、恳求和建议，正合吴佩孚之意，于是也就一拍即合。
1926年的春天，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合力反冯的战争就拉开了序幕。直系军队从湖北北上，攻击国民二军；晋军出太行，出娘子关，攻击国民三军；奉军迅速入关，威胁和攻击国民一军。三方联合，对冯玉祥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冯玉祥见形势逼人，为避免国民军遭受三方的联合打击，就通电辞职，国民军退出北京，军队由部下张之江、鹿钟麟指挥，自己则出国赴苏联考察去了。冯玉祥虽然下野，联合反冯的攻势并未因此停顿，4月6日，三方下达了总攻击令，倒冯战争于是全面铺开。
4月中旬后，国民军退出北京，东路军抵挡奉、直军队的进攻，西路军则在山西北部与晋军交了火。开始阶段，晋军溃败，损失惨重，使阎锡山很是紧张。他把军队撤到雁门关一线，心急火燎地请吴佩孚支援。同时就准备自己的后退之路，让部下在京津为自己购买房屋。
此时，形势却又发生了变化。国、共两党合作组建的广东革命政府，在苏联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决定北伐。直系在湖南的地盘首当其冲，吴佩孚得知这个消息，无心再在华北作战，准备回师南下，保卫自己的老窝。张作霖大吃一惊，生怕因直系退出，不仅难以解决冯军的问题，自己反会孤立无援，受到攻击。因此，他忙与吴佩孚商定要限期击败国民军。奉军立即增调骑兵上前线，猛攻多伦多，威胁张家口，并要阎锡山配合，兵出雁门关，截断国民军向西北的退路。在直、奉联军的猛攻之下，国民军东路军失掉了多伦多和南口等战略要地；西路军在山西北部与晋军多次激战，消耗大量兵力，也未能攻下形势险要的雁门关。国民军被迫败退西北，此后就被称为西北军。
西北军的溃败，给晋军造成了可趁之机。阎锡山瞅准时机，乘国民军撤退之际，派兵向绥远方向追击，大获其利。国民一军的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的队伍，先后被迫投降。阎锡山一下子增加了三个师的军队，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绥远，占领了包头。这次讨冯，阎锡山再次获得厚利，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绥远，于是宣布把晋军改编为晋绥军。
在直、奉、阎联合讨伐冯玉祥期间，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也在积极准备之中。冯玉祥宣布下野之后，赴苏联考察。在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会见，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9月回国，就响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率西北军在内蒙五原誓师。在誓词中明确宣布：“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兵败后归附晋绥的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的部队与冯玉祥旧情不断，得到消息，都悄悄开赴五原与冯玉祥会师。这三个师归附之后，阎锡山给他们补发了欠饷，换发了服装，还补充了弹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开拔，都又回到冯玉祥的怀抱。事前既无任何风声，事中也无什么周折。这使阎锡山非常惊异，也十分恼怒。但他却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怪罪部下，反而做了个顺水人情，给冯玉祥拍发一个电报，表示：你的队伍经我代管了几个月，现在你回国来了，他们自应还归你指挥，等等。吃亏换个人情，也许就给自己多留了一条路，阎锡山的算盘，打得总是很精细的。
趁热打铁，阎锡山着手进行第三次扩军。自任“晋绥军”总司令，将步兵扩编为17个师。后来，收编徐永昌的国民军第三军之后，又将师扩充为军，共编了8个步兵军，另组成8个炮兵团，兵力突破10万，达到了13万人。
联蒋讨奉 占据京津
北伐的胜利进军，直系的土崩瓦解，给各路军阀敲响了丧钟，迫使他们聚集起来商讨对策。11月，张作霖慌忙在天津召开会议，拼凑所谓“安国军”，企图与北伐军对抗。“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总司令之一。阎锡山在表面上拥护张作霖，还派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安国军”的事务，却迟迟不肯就任副总司令一职。他经过仔细的盘算，觉得北洋军阀已经走向穷途末路，难以依靠；张作霖的力量也未必能够抵挡锋芒锐利的北伐军。前程难测，决不能死心眼地吊在一棵树上。因此在应付张作霖的同时，又走出了左右逢源的棋子。这时，广州革命政府派代表到太原，与阎联系，希望作为同盟会老前辈，阎锡山能派人到武汉商讨参加北伐事宜。阎派出老同盟会员赵丕廉前往，行前，阎再三叮嘱：“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是蒙的事。”原来，此时的阎锡山还有一段隐忧。他从日本进口一批枪械，三个月后才能运回山西，之前不能有所举动。否则，枪械就可能让奉军掠去。赵在武汉与北伐军会面之后，又赴南昌拜见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转达了山西方面对北伐军的欢迎和期盼之情。蒋介石对阎锡山做出这样的表态表示满意，认为阎锡山是同盟会的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望他能及早举事。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感到这次试探收获重大，北伐军不仅没有将自己当作打倒的对象，而且还把自己当作革命力量，自然也很高兴。于是把张作霖的任命弃在一旁，随即指示赵向蒋介石允诺，晋绥军可以在1927年的5月5日出兵。广东革命政府对阎的明朗坚决的表态非常欢迎，由国民党元老谭延凯提请，广东国民政府授予阎锡山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对他在北方响应和配合北伐军寄予很大的希望。
一边是“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边是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在两边都挂着钩，观望形势而来回掂量。这时，阎锡山盘算的是，北伐军虽然节节胜利，但离山西还是太远。奉军仍盘踞着京津地区，强大的实力分布在京汉线和京绥线一带，自己如果表态太早，反倒会惹怒张作霖，招来大祸。因此，他也没有立即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并且，还派出代表在北京与奉系继续维持关系。
形势不断发生着出人意料的变化。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革命政府对立，史称“宁汉分流”。阎锡山看到蒋介石在北伐军中有着强大的势力，特别是他以国父孙中山的传人自居，以后会是中国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此时，北伐军已在向河南开进，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已向着东边逼来，再拖延下去不表明态度，山西就会成为北伐军的攻击目标。于是，6月，阎锡山赶忙宣誓正式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并且在山西改悬青天白日旗，公开了联蒋反奉的立场。
旗帜是打出来了，但阎锡山继续以保存自己实力为核心，玩弄脚踏两只船的把戏。他盘算：北伐军尚在豫南，而奉军在郑州以北的京汉沿线驻有重兵，如果自己动作失当，还是有招来攻击的危险。因此，他不仅不积极出兵协助北伐军，相反却派代表前往济南等地与奉方的部队拉关系，设法减轻奉军对山西的压力。张作霖对他易帜联蒋极为不满，曾派人到太原，警告他悬崖勒马，必须立即取消青天白日旗，否则就会有战争发生。阎锡山狡辩说，虽然改挂了青天白日旗，但也并不意味着与张作霖决裂。一面应付，一同却也做好了配合北伐军攻击奉军的准备，将部队沿太行山分几路秘密出击。
这种复杂心理和举措，阎锡山曾在“就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的宣言中表白说：山西所处环境至为恶劣，“环绕吾人之左右者，日夜思颠之覆之，欲置吾人于死地。为保留河北以北微弱的革命势力，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十四载于兹矣。设使孤军转战，其必败无疑也。”在为自己首鼠两端、朝秦暮楚辩解的同时，也确实道出了为客观原因所迫无奈的一面。
此后的几个月内，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变。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叛变革命，向工农群众开枪，与蒋介石又合流走到了一起。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以“清党”的名义，驱逐和杀害共产党人。阎锡山在反共问题上，一直是态度明朗的。他声称：“共产党挑拨阶级斗争，国民党绝对不可仿效”，并主张“今日的清党，清其人，尤须清其法”。他在山西积极支持和追随蒋介石的清党运动，与当时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狼狈为奸，驱逐和杀害共产党人。他在山西成立所谓“自新院”，对政治犯进行感化训化，也算得上是一个发明。而且，他还看到了共产党发动组织的“农民协会”的巨大潜在力量，特别予以反对。他说：“最可注意的是农民协会。工人罢工，铺伙迫掌柜，弊病虽大，范围尚小，操纵较易，尚可转头。若农民协会分散在乡村，范围既大，无论如何组织，无法操纵。即使操纵有术，亦必为共产党所利用。”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血腥的镇压吓倒。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先后组织“八一”南昌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10月11日广州起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