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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各方面人士带来的损失和麻烦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脱不了我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转嫁到A先生身上。因此，在A先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保证不推翻证词的前提下，我暂且不向A先生要求赔偿损失和控告其诈骗罪。
被彻底蒙骗了的是我。但是，我还是决定相信在应该信赖的冈本进先生作证的情况下A先生所说的话。
有一种猜测的说法，认为《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资料可能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事先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是利用我的名义发表出来而已。还有人猜测说，这次误用照片事件，大概是为搞垮《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一种谋略。但这些猜测都落空了。
众所周知，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载推理小说《死器》（责任记者为下里正树先生）执笔中，有的地方涉及到了731部队，有一位原部队人员指出记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并提出若作者愿意，需要详细了解731部队的情况，可以联系面谈。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里去。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附录要图。这就是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契机。下里先生是我10年来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在《赤旗》报委托我撰写连载小说《死器》时，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又同《赤旗》报交涉，把《恶魔的饱食》以《死器》副产品的形式，作为它的延伸强行取得了版面。
当时《赤旗》报对731部队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刊载《恶魔的饱食》的态度是消极的。当时，我提出，在《恶魔的饱食》执笔期间，请下里先生做我的责任编辑。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参加有关《恶魔的饱食》的工作的。
关于《恶魔的饱食》误用照片一事，与《赤旗》报和光文社没有任何关系，两者也没有任何责任。
在前些时候，关于误用照片问题，我遭到攻击是很自然的。作为作者，我应当首先承担责任。然而，部分新闻界人士却把对我的攻击偷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一些并不是我的读者，他们恐怕迄今连我写过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恶魔的饱食》，此时，他们以误用照片为口实，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机关报《赤旗》，企图借此掩饰731部队的罪行和战争责任。
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赤旗》报只不过为《恶魔的饱食》提供了发表的版面而已。《赤旗》报没有购买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资料，采访的全部费用是我筹措的。采访的总指挥是我，作品是我写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话，那么，采访费用不会由我来负担，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追究“误用照片”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绝不能把它作为“左右”（政治上）之争的武器，并利用它来掩饰731的罪行。
如果攻击的话，应当只把我作为攻击对象。我声明：我绝不是“左右”之争的工具。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追究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及宣传，并非仅仅是《恶魔的饱食》。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而提出反证词的人们，必然否定迄今发表的一切揭发或涉及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和宣传。
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的人们，最终和我爱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谴责我过分夸张了日本的阴暗面，寡改了历史。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日本存在着那些阴暗面。
是把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盖起来呢，还是坦率地承认国家过去所犯的错误，立足于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辙呢？在两者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
误用照片的责任的确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企图掩饰过去所犯错误的做法，我是绝不屈服的。他们一贯的论调是，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应当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之上来考虑。
这是令人吃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把日本视为世界孤儿的危险的爱国主义。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是夸大日本的阴暗面，篡改历史的人们，却不知他们掩饰日本的阴暗面，不正是对历史的篡改吗？
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长，确实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对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诉我们的后代。国家的罪过和家长的罪过不同。那是国家在统治者的错误指导下，驱使国民集体疯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将这种过错掩盖起来，那么，不了解过去的新一代人，将会多次重蹈覆辙。这一时期，到我这里采访的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日本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呢？
对于过去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共犯，由于教育不断灌输，从而使人们相信那是正义的而参加了战争。我们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队人员、K大学教授植村肇先生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因为是战争而没有办法。
发生误用照片问题后，连日来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围出现了攻击我的宣传车，他们用违反防止噪音条例的高音喇叭，骂我是国贼、非国民和卖国贼等。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就出动大批警察来保护我。
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必要时带上介绍信。这是会见不相识的人时所必需的程序。
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国家里，意见发生对立时，有什么必要让警察来保护呢？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本来就不必要保护。这证明日本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还存在着制约。
我对在我身边保护的许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当信仰和主张发生对立时，确立正确的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需要那样的保护。
我还接到了许多右派分子的来信和电话，其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匿名的。从其言行、订阅的报纸以及所属团体名称，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右翼。发表意见时，不讲明姓名和住址，我只能认为是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这次发生如此重大的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估计写第三集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误用照片，整个《恶魔的饱食》的内容都会遭到怀疑，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这件事而抹杀《恶魔的饱食》全书，使其陷于窘境的话，那么，在731部队屠杀的无数灵魂是不会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们提供重要证词和资料的证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将化为乌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写作前隐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为了由于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夺去生命和财产的人们，为了不重蹈覆辙，今天，作为作者，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捍卫《恶魔的饱食》这部作品。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据加害者的证词和受害的证词写成的。现巳完成。
加害者想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尽量加以掩盖或缩小，而被害者对所蒙受的损害存在着夸大的倾向。以加害者的证词为主体写成的《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和赎罪意识。它不是将已经发表过的资料汇编或借用、分析、综合他人的资料，而是基于本人体验的历史证词。根据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证词就能够揭发军国主义，不能因为误用照片问题就将一切化为乌有。
教科书问题，被认为是由《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误报。根据两杂志的报道，不存在由于审定而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企图在教科书里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样，这也是事实。
严重的并非何时误报，而是在国民不知不觉之间把“侵略”调换成了“进入”这一事实。《产经新闻》立即发表了误报的谢罪消息，获得了一部分新闻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赞赏。这种谢罪不是向读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读者道歉的话，与其说是就误报问题，毋宁说应该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时间把“侵略”巧妙地改写成“进入”的事实。
关于这次误用照片问题，我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就误用照片追究我作为作者的责任；另一种是以此作为绝好的突破口来攻击共产党，并企图掩盖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
追究我本人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头指向别处，我绝不接受这种记者的采访。这是对特定的新闻界人士拒绝采访的理由。
所谓历史，是由体验者的证词或记录积累而成的。包括记忆的出入、不准确之处等的综合，构筑了历史的金字塔。
误用照片和说明文字，都是由于相信照片的真实性而发生的。虽然我们对照片的验证，缺乏充分的注意，但这绝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过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这种过失来洗刷日本过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们绝不允许搪塞说，那不只是日本犯的罪行（只要是战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犯同样的罪行）。这种托词是他们为了使犯罪正当化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要加害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而且是时代错误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使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孤立起来，并导致灭亡。“国家利益”、“大和民族”、“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圣战”等想法，导致随意地将中国的领土满洲当做日本的生命线，驱使全体国民进行侵略战争。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应忘记的。错误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