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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下里先生通过竹内先生（后来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儿子）的介绍，见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亲笔信、日记、731部队人员给石井的信件以及长靴、军帽、医疗器械、地图、石井与家属的合影等，共约60件。同时，A先生还拿出了包括20张（当天交给8～10张）“无关照片”在内的26张照片（后来合计）。其中也包括了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刊载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实物）。发生问题的与本书无关的20张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说明的地名、年号及其他能辨别出与731部队无关的红十字记号都用墨水涂掉了。
当下里先生问及有没有原版照片或底片时，A先生始终回答说：“有，但是与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的胞兄）夫人约定，不能出示实物。”
因为这些无关的照片是和石井四郎的日记、石井家族的大量信件、家属的照片、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等一起拿出来的，所以，下里先生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当他要求A先生请求提供时，A先生不肯应允。为此，我打电话劝说A先生。他终于答应提供给我们。但是A先生说，新闻媒体不可信，要求由他在场的情况下复制照片。于是，A先生在20日晚与下里先生一起在《赤旗》报编辑部摄影室里进行了复制，然后将照片退还给A先生。
在A先生向我们提供包括“无关照片”在内的一系列资料时，很怕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向下里先生提出，他的住址和姓名要绝对保密，除下里先生以外，连我也不能告诉。因此，下里先生推断A先生是石井家族的一员，他的背后可能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为了对A先生的身份保密，我们就说他住在鹿儿岛。下里先生对于A先生的约定，一直信守到10月3日，第二次会见记者的前夕。在此之前，我本人没有直接和A先生接触过。
下里先生和我商量，在会见记者时，是否公开A先生的身份。我和下里先生商定，考虑到应该信守提供资料时的约定，决定仍对A先生的住址和姓名保密。
有些新闻媒体巳公开了A先生的姓名和住址，但我们决心始终坚持使用A先生这一称呼。
听说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新闻界人士蜂拥到原731部队人员那里，但我对队员的住址和姓名始终是保密的。原部队人员的住址和姓名是新闻界自己打听出来的。
以上是A先生提供“无关照片”的大致经过。下里先生把这些照片拿给7名原731部队人员看过（其中有两名是通过电视看的），都认为是731部队有关的照片。我也对这些照片进行过检查，考虑到A先生提供的一系列资料是从石井四郎的胞兄、731部队动物房负责人石井三男的妻子敏子那里得到的，所以认为是真正的731部队的照片。
关于让原731部队人员确认无关照片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当时，我对这些照片信以为真，所以没有抱着让他们“确认”和“鉴定”照片的态度，而只采取了“我们得到了这些照片，请看一看”的方式。看过照片的原731部队人员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请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
即使请求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也绝没有转嫁责任的想法，也没有推卸作者责任的意思。但是，我只听说原731部队人员也已看过，就放心了。
关于“无关照片”的说明文字用墨涂抹的问题，在战争时期，一些涉及军事机密的照片说明都是釆用用墨水涂掉的方法，所以，反而更使我确信它是机密照片。
后来，《赤旗》报修版人员误认为一张照片中第号人物脸上的墨迹是照片上的污点而进行了修整，从而使其错上加错，导致了愈加激烈的纠纷。其实，这只不过是校对、修版上的一个失误而巳。
我们对误用的照片上附加说明被看做是“篡改历史”而遭到责难，有的人甚至说这是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性谋略。其实，只是在采用照片时，由于我确信这些照片是真实的，才附加说明。问题是这些误用的照片，全都是照应第一集的内容。因此，针对第一集的有关部分附加了说明。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所有的采访，并非完全委托下里先生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四处奔波获取材料，并且是经过我的检查才决定取舍的。所以，最后判断和责任，始终在我。
10月3日晚，对于我和下里先生的提问，A先生坚持说，照片从石井三男夫人那里得到的时候就巳涂抹过了。可是，第二天会见记者时，他推翻了前一天所说的证词，说是“自己用墨水涂抹的”。但这究竟是何理由，当时没有弄清楚。
10月24日，在新大谷饭店和A先生会见时才弄清事实。除重复部分以外，会见约谈了5小时。在A先生的证词中，家属的人名仍隐匿起来。
一、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大约10年前，由花匠的哥哥介绍去她家的，后来逐渐熟悉起来。
二、到夫人家去过的次数：从10年前算起，直到三男夫人去世前一年（即4年前），至少去过十七八次。
三、什么时候用墨涂抹照片的：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
四、用墨涂抹的动机：金钱和收藏家的虛荣心。
五、幕后关系：绝对没有，都是自己个人的意志。
六、儿子失踪与事件的关系：毫无关系。儿子是因私事而出走的。
七、“无关照片”的出处及A先生弄到这些照片的情况：在石井家走廊里和旧书堆放在一起，和三男夫人熟悉以后，她陆续拿出来的。他发现其中有一本破烂不堪、装订线已脱落的相册。
八、向下里先生提供照片时，是否已知道它们与本书无关：知道。
九、是否向下里先生暗示过是“无关的照片”：绝对没有。反之，还努力让他相信照片是真的。
十、实物的处理：9月15日至17日晨在我家水池里烧掉了。
同A先生的问答记录就省略了。A先生讲述无关照片和一系列731部队资料的出处，以及与巳故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都过于冗长，限于篇幅，只能概括地写一写：
——请你谈一下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
A：我有收集古物和古书的兴趣，常到名门世家去转转。我的哥哥横紫是个花匠，经常出入名门或有钱人家。我早就托他给我介绍一些那样的门第。
距今约10年前，我在哥哥家看到一副旧蜡台，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在芝山町石井四郎的老家得到的。于是，我请求哥哥和嫂嫂带我去石井家串门。初次见到遗霜敏子。她在石井家孤身一人，穿着一件下摆已经磨破发白的和服，屋里很脏乱，厨房的水池里堆满了没洗的餐具。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同去的兄嫂一起清扫了房屋，洗刷了餐具，并给老太太做了饭。
从这开始，我常到老太太家去，渐渐地熟悉起来，因此，得到了石井四郎的遗物。
——有问题的照片是放在哪里？
A：在走廊里边，和旧书堆在一起，是从装面条的袋子里拿出来的。与老太太熟悉了，她就陆续地拿了出来。
——这些东西是买的吗？
A：开始时，是我哥哥从老太太那里拿来以后，再转让给我。我分两次付了钱：一次是1万日元；一次是5千日元。后来，我和老太太渐渐熟了，常给她做饭，照料她的日常生活，老太太说，不要钱了，作为答谢吧。她还说，反正这些东西都打算烧掉的。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在伯母（三男夫人）那里，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那样的照片，是否有人为了隐匿出处而使用了石井家的名字？伯父家里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伯母死后，都由我和母亲亲自过目之后处理的，没有发现那些有问题的照片和遗物。我是石井家唯一的后代，不可能不通过我而把遗物外流出去。伯母将认为没有用的东西送给别人的可能很小。伯母于三年前夏天去世，去世前三个月，住在千叶县的医院，由我们看护。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根本没有A先生与伯母接触一事……”
A：我没有去过医院。
——和老太太最后见面是什么时间？
A：她去世前一年多，不，或许是更早些（A先生已记不清楚）。总之，遗物没有了，自然也就不去了。由于好久没有见面，老太太给我哥哥打电话说，让我有时间去玩。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即使有父亲的遗物和照片，事先未经我们的同意，伯母随便托付给别人的可能性极小。我的结论是：父亲和伯父不会保存着书（《恶魔的饱食》）中刊载的那些照片。”
A：只要问问老太太的邻居就会知道。我乘坐一辆浅蓝色的轿车出入老太太家的。还有老太太的守墓人砂泽也认得我。我去老太太家时，从未见过他的长子，即使是亲戚，如果不关心的话，也不会注意到那些陈旧的遗物和照片。
——据采访石井的长子的新闻报道说，他怀疑A先生持有的照片和资料，是出自石井家的。
A：从石井家得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石井的长子对旧东西没有兴趣，所以没有注意到，这并不奇怪。
——遗物的出处发生了争论，如果提交法庭去辩论，你能出庭证实你所保存的资料是从石井家拿出来的吗？
A：肯定能够作证。
以上关于资料出处问题的对话，是根据与A先生会谈时的录音带整理出来的。
A先生在接受《读卖周刊》记者采访时，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曾否认他是照片的提供者，编造了“他与下里先生10年前就相识，曾寄放在下里先生那里一纸箱东西”的谎言，这就使情况愈加混乱。2月上旬A先生的儿子向光文社提供信息之后，A先生与下里先生才初次见面。
我也可以控告A先生，在这期间，我和光文社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以及在社会和国际信用上的损失之大，是非金钱所能计算的，而且，给支持《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各方面人士带来的损失和麻烦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脱不了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