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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想通过这些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结构进行一次解剖的尝试。
在“为了国家”的背后
附属于比个人更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发誓来效忠于他们，从而得到团体的庇护，并将团体的权威和声誉视为己有，进而，在团体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则作为团体的责任而被分散和掩盖，从而个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责。
个人多半是出于对团体的忠诚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团体作为个人责任的“蔽护伞”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就731部队而言，在“为了国家”、“为了医学的进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锦旗之下，难道医学者们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野心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众多的实验，难道真的只是在“集体疯狂”下完成的吗？这里就没有个人的精密打算和作为医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吗？这不是在“为了国家”掩盖下的“为了自己”又是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说，证据就是在战后某些人把731部队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窃为私有。
若说是由于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产生的内在的疯狂导致日本人的战争罪行的话，那么，见过731部队的高级队员之后，总会感到在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还存在着某种不同的因素，这又说明了什么？在这里难道不正是潜藏着731部队的恶魔性吗？
他们绝不是为了日本这个集团而犯下了罪行，其实是利用集团的名义强烈追求私欲而发动了战争。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个人欲望，所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就断然否认，或保持沉默，将其罪行缩小，甚至掩盖起来，丝毫没有反省之意。
731部队将活人视为医学和个人技术素材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战后，成为“日本医学、医疗‘荒废’的起点”。731部队的思想，在日本医学界中仍然继续存在着。这些实情在高杉真吾先生为追踪731部队在战后医学界的足迹和影响而写的《追查石井细菌部队现存干部》（德间书店出版）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由于高杉先生不休的调查，这样的例子发现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间，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疗“脑梅素”为名，对患者进行过恙忠病的人体实验。又如，1952年前后，名古屋市立医大的小儿科和细菌学教研室，以市立婴儿院的婴儿为对象进行过人体实验等，这些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这种全国性存在的人体实猃，很明显和731部队的干部是有关联的。
如果爱护患者，尊重生命，绝不会产生“把人的生命当作自己医术素材”的想法。医学者的使命感，应该建立在对患者的爱和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任何医学者都应以此为志。然而，医学的使命感不知何时被个人的求知欲、功名心和提高技术的欲望所代替，并且打着为了国家和医学的旗帜来掩饰。
斗争的理念
不仅是731部队，而且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高举着“为了国家”这面锦旗，究竟是为什么呢？无数的士兵在战场上临死时，不喊母亲的名字，却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天皇不仅高于骨肉亲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国民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象征。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一切只要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盲从。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时，使用天皇的名字；军部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利用天皇作为工具，违背政府的方针，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征，不仅军队脱离中央的文官控制，陆军中央也控制不了派往满洲的关东军，而关东军司令部又控制不了当地的部队。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模式。就连最低级的下士官，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其部下不得反抗。同时，还将奇怪的疑似家族式的关系搬到军队里来。陆军的内务班，就是所谓的“军人家庭”。“生死与共的军人家庭”的大家长，就是“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其亲至深”的天皇，上级、班长是父母，老兵是兄长。
利用天皇作工具建立起坚固的军国主义体制，在“军人敕诏”和“战阵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军人敕诏”中一开头就颂扬“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
在“战阵训”中更是反反复复地拥戴天皇：“第一，大日本是皇国。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上；第二，军队在天皇的统率下，体现神武精神；第三，皇军军纪的精髓，在于诚惶诚恐尊奉大元帅陛下，在于绝对顺从的精神；第四，军队要尊奉至高无上的天皇陛下为首领。”
尽管如此，他们却无视应是天皇命令的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方针和命令而为所欲为。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殊结构。它与德国纳粹党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不同，日本军部领导人不是依靠独裁者的才能和魅力来统一舆论、掌握政权的，而是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来实现的。
由同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村”的居民——日本人（大和民族）是很愿意从属于组织或团体的国民。“个体”的传统比较薄弱，日本民族往往以一切均从属于某团体来谋求安心立命，这个民族由此产生忠君爱国的精神。只要是为国家、天皇、首长、上级或公司而献身，就会感到一种英雄式的喜悦。
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宝贵经验和牺牲使我们争取到了自由和民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个体”的历史短浅，愿意从属于统一行动，从属集体，并为其献身的日本人的这种秉性，是容易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
疑似家族体制下的家长
前边巳经叙述，日本侵略中国，是和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军部狂妄的野心分不开的。最能代表当时军部想法的是有“关东军智谋”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住写的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
石原在这个方案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其积极的解决办法（日本进行统治），不仅是日本的需要，而且也是大多数支那（中国）民众最应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了正义，日本应断然付诸实施。从历史的关系来看，满蒙不应属于汉民族，而应属于日本民族。为实现上述目的，应准备对美战争。一旦对美战争的准备完成，应立即开战，果断地将满蒙政权归属于我。通过合理开发满蒙，日本的元气自然得以恢复，有识的失业者应得到救济。适时，支那本部之要部也置于我领有之下；通过我方武力铲除妨碍支那民族前进的障碍，给其经济生活以旺盛的生命力，确立东亚的自给自活的道路，有力地指导长期战争，以达成我方之目的。”
这仅是其中的要点，总之，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缺乏对现代国家的经营能力，由日本代而统治满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最幸福的。从历史上来看，由于满蒙距日本比中国更近，所以，这样做是正义的。另外，通过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确立起亚洲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他的想法最清楚地表现出了当时日本和日本人的傲慢情绪。
他把侵略满蒙任意确定为日本唯一的活路，说这是“正义”行动，闭目不看它所面临的矛盾，说要用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这完全是多管闲事，妄图把本国推崇为亚洲盟主的地位，并使之正当化。
石原这篇论文写于1929年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论文中的矛盾和自我陶醉暂且不谈，石原这时也想到了对美战争。正像石原所预想的那样，在日中战争的延长线上，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有人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没有侵略美国的任何领土，所以不是侵略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太平洋战争的结构和发生的原因。
当军队为权力者所拥有时，民众就被强制性地作为军队的人和物的补给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人的自由与民主的。拥有武力的军队自然凌驾于非武装的民众之上，军队本身就是权力。这种体质结构的军队，是不会为保护民众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民众才有军队的，而是由于军队的需要才有民众。职业军人的领导人下达命令，将穿军装的民众编成精锐的军团，还必须有精神支柱。基于至诚的忠君爱国的精神，就产生了日军轻视人命、精神力量第一的非人性。那么，在失去了作为精神支柱的天皇以后，以什么作为军人伦理的基础呢？作为自卫队的精神教育，提出了“爱国心”。
“我们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一颗火热的忠诚心。所谓武士道就是这样哺育起来的。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形成了以皇室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武士道所倡导的忠诚心也就成了爱国心，把国家视为至高无上而热爱，为国家牺牲视为最高荣誉。这成了国家发展的动力。……”
但是，被视为爱国心基点的武士道一“习武者之常，乃惜名也”，它是从尊重战场上的名誉产生的，个人性极强，其战术从单个较量发展到集体作战，因此，武士道成了武士集体的规范，集体成了个人生活保障的基础，对集体（君主）的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价值。
忠君思想和爱集体（爱国）思想，是表里互为一体的。它被利用来加强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需要这样一种理念：即只要一声命令，士兵就能够高兴地为自己所属的军队（国家、君主）而战死。这种理念把民众变成强兵，在命令面前，被驱赶到失去人的思考与判断的战争疯狂之中去。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那么，就是用战斗理念被统一染成一种颜色的思想。
对自卫队过分的要求
军队的真心话，是希望把天皇那样的坚固的支柱，灌输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