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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班的实验研究的不同目的，“马鲁太”被转移到单间，或以三至十人为单位被转移到杂居房。
在送入731部队监狱之前，他（她）们一直受到关东军宪兵队夜以继日的拷问，但是，一旦被送进了731部队，就停止进行任何拷问和虐待，也不强制他（她）们服苦役。
不仅如此，他们供应“马鲁太”最好的伙食，给予充分的睡眠，甚至还发给他们维他命药剂，以便早日恢复已经衰弱了的体力，恢复为健康的肉体——这就是赋予被关押的“马鲁太”的任务。
由于获得了充分的营养，除了做完冻伤实验后的人以外，其他“马鲁太”都很胖，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到接近供做实验时，肯定是死，或者说等待他们的是地狱般的痛苦，但是直到走上实验台的前一天，他们每天的生活是无所事事，表面上是十分无聊的。
作为“马鲁太”而关押的中国女教师做纸捻，并以它作材料编制小的中国鞋或其他工艺品。这就是“马鲁太”的日常生活。
但是，营养丰富的日常生活是短暂的。“马鲁太”的新旧更替是十分频繁的，大致是按照两天三个人的比例被当做实验材料来用掉。
据后来川岛被告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远东军事法庭上的供述，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731部队“消耗”掉的“马鲁太”达3000人以上，但是原部队人员一致做出的证词是“恐怕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关东军十分重视731部队秘密领受的特殊任务，为他们更加容易进行这种研究实验提供了各种方便。
“方便”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供应“马鲁太”。
他们按照实验的程序来使用“马鲁太”，给他们注射鼠疫、霍乱、梅毒、螺旋体等菌苗，或者在他们的饮料或馒头等食物中渗入或人工“移植”这些菌苗。有的也被用来进行冻伤实验、枪杀实验或瓦斯坏疽实验。
残酷的给养
关押在731部队里的“马鲁太”获得充分的营养。
养肥“马鲁太”有四重意义：
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完善的“实脸材料”，如果“马鲁太”身体衰弱或患疾病，就失去了“实验”的完善条件。
731部队一直全面负责进行细菌战准备的研究和实际作战。为了进行细菌战，他们需要有关细菌传染的准确资料。
健康的人体在何种条件下会患鼠疫和霍乱，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致死或得救呢？
为了彻底了解各种细菌感染、发病的过程，部队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来搜集资料。只有通过连续使用完善的“实验材料”才能取得完善的资料。“马鲁太”必须是健康的，而且随时可以进行补充。
养肥“马鲁太”的另一个目的是研究预防和治疗各种传染病的方法。
为了进行细菌战，必须深入敌后或在前线散布大量的病菌。
这种作战自然是由日军部队（731部队）来实施。届时，日军士兵由于不注意，皮肤和口腔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在实施细菌战之后，友军也可能会进入细菌污染地区。
由于这种缘故，必须掌握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否则，马上就会有导致产生“悲剧”的可能。如果由于进行细菌战，而使友军蒙受损失的话，那么，开展细菌战就毫无意义了。
彻底打击敌人，认真保护自己，是进行细菌战的要诀。因此，必须“研究”针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病毒的菌苗，并研究血清疗法或利用其他药物的化学疗法等。
在大规模的细菌战中，需要大量预防用的菌苗。部队为了生产大量的细菌，同时，还要开发研究预防和治疗用的菌苗。
为了制造菌苗，必须进行许多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清。为此，有必要使“马鲁太”处于健康状态，并发胖。
有一原731部队的人员回忆说：“部分‘马鲁太’被注射细菌发病以后，以当时731部队最好的疗法，来控制‘马魯太’病情发展，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再次使用‘马鲁太’，也想从患病而尚未致死、又复原了的‘马鲁太’身上抽血或作为标本来使用，这种‘马鲁太’作为研究材料来说是十分宝责的。”
保证“马鲁太”获得充分营养的第三个目的是研制细菌战的“武器”。
731部队把老鼠和寄生于老鼠的跳蚤作为传播鼠疫病菌的有力媒体来加以研究。研究如何让老鼠和跳蚤传染上病菌，并让它们接触或聚在人体上，研究用什么方法在敌后和前线大量放出活老鼠和跳蚤……而利用“马鲁太”来解决这些难题是有用的。
细菌武器不仅仅采用小动物和昆虫，把炭疽菌和伤寒菌等放入食物中或投入井水和饮水之中，就是最好的“武器”。他们研制了滲入细菌的巧克力糖和馒头，用来进行实验。为了进行这种实验，也需要健康的“马鲁太”，又丝毫不承认他们的人性。
部队研制了自来水笔式的细菌手枪和手杖式的细菌枪，来实验这些“枪”的效果，马鲁太是最有用的。
养肥“马魯太”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为了研究防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地方病。
当时驻苏满边境的日本军队的部分官兵中，蔓延着一种原因不明的流行性出血热。据估计，这种疾病是由某种病毒或立克次氏体引起的。731部队曾使用“马鲁太”研究流行性出血热。
“马魯太”与“圆木”之间
731部队关押的俘虏，一律被叫做“马鲁太”，这一事实是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军事法庭上查明的。
让我们引用当时的公审记录——《关于目前日本军人被起诉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审文件》（1950年，莫斯科外语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一段吧。
出席法庭的是前军医少将川岛。他在731部队中历任总务部长、第一部长（负责研究细菌的部门）、第四部长（负责制造细菌的部门）等职，是部队中的一个资深军官，战后曾被苏军逮捕。
以下是国家检察官斯米尔诺夫提出的问题和川岛的回答：
问：你们为何不在日本而在满洲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呢？
答：满洲是同苏联相邻接的国家，战争开始时，从满洲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比较容易和方便，而且在满洲进行有关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非常方便。
问：在满洲进行实验的“方便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之所以说满洲非常方便，是因为在那里有充分的实验材料的缘故。
问：“实验材料”指何而言？是否是为供实验使用而送往部队的人？
答：就是这个意思。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
问：在监狱里你们是按照他们的姓名关押的吗？
答：不，他们都有编号。
问：那么，这些人最终都必须死去吗？
答：是的。
问：你作为专门研究细菌的人，采用蔓延杀人性的传染病作为战争的手段，难道不知道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问：你难道不知道鼠疫及其他传染病引起的可怕的灾难也会蔓延到中立国家去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以下略）
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记录当时公审法庭上有关“马鲁太”问题的对话，记述如下：
问：部队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是材料的意思。（带点的‘字’是作者注的）
这是同一次公审法庭，同一场面的对话记录，但是却漏掉了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中提到的“‘MARUTA’是材料的意思”这一句。
从编写《细菌战军事审判》的前后情况和山田的经历来看，可以认为山田的叙述是准确的。据原731部队人员一致的证词，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俘虏，都一律叫做“马鲁太”。
记录各种实验时，按其性别，在表格上单纯地填上阳性“马鲁太”或阴性“马鲁太”。这些都是731部队中表明实验材料的专用语。
“马鲁太”就是“马鲁太”，它是否意味着什么“圆木”材料，队员们是不知道的。
“公审文件”中漏掉的前军医少将川岛关于“‘MARUTA’是‘圆木’材料的意思”的附带说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告人川岛在公审法庭上如实地解释了在部队内部表明实验材料的“马鲁太”这个词正如山田所写的，是“材料”。
可是，后来在把公审记录译为日文时，译者使用了可以切削、搬运甚至可以燃烧的“圆木”这个日语词汇，估计是那时删掉了附带说明部分。我想法庭上的实际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的牺牲者？
答：我们把他们叫做“马鲁太”。“马鲁太”是实验材料的意思。
731部队中使用的隐语“马鲁太”，在《公审文件》出版以后变成了“圆木”。“圆木”是植物，而“马鲁太”是被剥夺了人格的人。把活生生的人叫做“材料”，这就是731部队的恶魔性之所在。另外，“马鲁太”也有作为“实验动物”的野山羊的意思。
自此以后，正如《公审文件》中那样，其他文章中也决定使用“圆木”。
审俘要领
“马鲁太”从关押之日起，“人”这个固有名词就被抹掉了，而是用编号来称呼。但是，其中也有个别人的姓名流传下来。
牡丹江的老铁路工人孙朝山、木匠吴殿兴、修理工朱志敏、沈阳的爱国人士王英、大连的商业公司职员钟民慈、山东省的中国共产党员邱德思和乌克兰的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
留下姓名的人都是在关东军宪兵队、哈尔滨特务机关逮捕和审讯中坚持斗争到底的人。
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邱德思，“在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直到最后忠于自己的人民，未做叛徒”。（引自《公审文件》）最后，被送往731部队遭惨杀。
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顽强地拒绝提供有关苏联的任何情报，坚持不开口回答问题。
尽管哈尔滨特务机关“把他的手脚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