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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死也难以忘怀的。
在队长室里放置永田胸像的背后，隐藏着有关滤水器的大贪污事件。
着眼于鼠疫菌
石井四郎有着把细菌转用于武器的这种恶魔的想法，并产生了在日本完成细菌战战术的野心。其契机是1930年春天赴欧洲的视察旅行。
虽说这次是视察，其实后来据石井四郎自己讲，是一次同驻各国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保持着联系的秘密侦察，也就是说，是一次军事间谍旅行。
派石井四郎到欧洲去的是当时陆军省的一个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那时，石井四郎是一等军医，作为“石井式滤水器”的发明者，他的名字在陆军领导人中开始有所知晓（当时还在研制中，实际上两年后才研制出成品来）。
1931年秋，石井四郎结束对欧洲各国的“间谍旅行”回到日本。在他回国前的9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发生了柳条湖事件。
石井四郎一边旁观着日中战争扩大，一边为了报告在欧洲一年半的视察成果，前往陆军省访问了永田课长。据说，当时，石井报告说，欧洲列强尤其是纳粹德国都在进行把细菌转用为武器的尝试，主张“日本如果不立即开始进行基础研究，那就赶不上马车了”。
石井四郎回国后不久，便开始在陆军第一医院工作，并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兼任陆军兵工总厂的工作，又是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
据认为，石井四郎从这时起开始着手进行细菌的毒性研究，不，并非单纯的细茵毒性研究。石井四郎成了设置于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的陆军防疫研究室（有关人员的证词说，在1933年时叫别的名称，这一点尚未弄清）的负责人。虽说使用助手进行小规模的研究，但是却开始了相当有组织、有系统地培养细菌和感染实验工作。
《陆军军医学校50年史》（1936年11月7日发行）在谈到石井四郎和新设的“防疫研究室”之间的关系时，有如下一段记述：
其三设立防疫研究室
设立宗旨：防疫研究室作为有关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机关新设于陆军军医学校内。关于新设这一机构，1928年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作为国外研究员访欧期间察知各国形势，深感我国缺乏相应设施，乃国防上一大缺陷。1930年结束对欧美的视察回国后，他指出国防上这一大缺陷，并向上级呈报说建立这种设施乃当务之急。尔后，作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他利用指导学生之余暇，彻夜不断进行实验和研究。1932年，在小泉教官的大力支援下，获上级批准，在军医学校内新设了以该军医正为首的研究室。
开设防疫研究室1932年8月，石井军医正等五名军医新配属给陆军军医学校，开设了防疫研究室。当时，把防疫部的地下教室加以改造。为了进行基础研究，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作业。
随着防疫研究室作业的进展，感到设于防疫部地下室研究过分狭窄，石井军医正向上级呈报意见的结果，在近卫军医部部长小泉的支援下，从靠近军医学校的近卫骑兵团占用的土地中让给他们5000余坪（每坪3。3平方米——译者注），着手新建防疫研究室。1933年4月，以约20万日元的施工费开始施工，同年10月竣工。
新研究室是一幢两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占地约7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795平方米，附属建筑物有39。7平方米的木造动物房，863平方米的办公室、变电站、机械室和仓库等。
设立满洲防疫机构随着基础防疫研究的进展，为了进行防疫实地应用研究，石井军医正排除万难，挺身奔赴满洲，为建立防疫机构而尽力，并取得各项研究的实际成绩。驻满洲各部队同内地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为了在防疫方面满足皇军作战上的要求，于1936年新设了防疫机构。
该机构同内地防疫研究室遥相呼应，不仅成为皇军防疫的中枢，而且在防疫方面为完成驻地作战上的重要使命而向前迈进。
“在军医学校任教官时代，石井就使用助手进行过活体实验，几个当过石井的助手从事细菌研究的人都因为细茵感染而死亡……在许多急性传染病中，石井最关心的是鼠疫。这些助手们死亡是由于何种细菌感染而造成的，至今尚未弄清，估计可能是鼠疫”，原陆军防疫研究所的有关人员这样说道。
石井四郎很早就注意到鼠疫菌是进行细菌战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为“石井四郎在前往欧洲列强国家旅行的过程中发现，包括德国在内，各国像事先约定过似的，都把鼠疫菌排除在细菌战用的‘武器’之外”。
欧洲各国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呢？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笼罩欧洲大陆的悲惨历史经验。
14世纪中期，鼠疫在欧洲大陆蔓延，而且来势凶猛。当时拥有一亿人口的欧洲大陆，约有四分之一的生命被鼠疫夺走。由此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凶猛了。
当时的鼠疫袭击的地区，南至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整个巴尔干半岛、英国、法国、德国，北至荷兰、丹麦、挪威、瑞典，东至俄国的部分地区，大约有2500万人丧命。
据说，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国民把当时令人不寒而栗的鼠疫猖獗情况视为“上帝发怒”——称之为天刑，并把当时的悲惨情况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
在欧洲各国统治阶层的内心里，14世纪中期鼠疫大流行的恐怖心理作为后遗症留下来。出自鼠疫等于上帝的惩罚这种思想，他们把鼠疫菌排除在细菌战“武器”之外。
石井四郎在访问欧洲各国的过程中，听到过许多关于鼠疫的恐怖传说。他似乎把各国都不研究的鼠疫菌，反而看做是“日本应独自研究的最好的细菌”。
永田铁山自始至终支持石井四郎提出的“要进行日本独自的细菌战研究”这一主张。永田从滤水器的贪污行为被揭发的事件中，把石井救了出来，这在前一章中已写过。
永田铁山于1935年8月12日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里被相泽中佐刺杀身亡。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皇道派对陆军统制派总帅永田的“天刑”。关于这一事件的详情，请允许在这里割爱。
后来，石井四郎为了怀念永田铁山的“遗德”，从京都请了一位著名雕刻家来到哈尔滨，雕制了永田的胸像。
腐蚀的培土
研究一下731部队的历史沿革，就会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令人难以理解的人事调动。
1942年7月，石井四郎被调离731部队部队长的职务，由北野政次接任他的工作。
石井被解除部队长职务之后，进入南京，指挥了日中战争史上臭名昭著的“浙赣作战”——大规模的细菌战。
但是，当时突然解除部队长职务的原因，并非为了进行细菌战的战地指挥。解除职务的原因是发现包括挪用预算在内，他有一笔巨额的经费用途不明。通俗地说来，就是石井四郎和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参与的贪污和侵占公款的败露。
察觉犯罪的直接契机是发现他在修建731部队设施——63号楼大礼堂问题上有违法行为。
据有关人员做出的证词，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修建63号楼大礼堂的计划和实地建成的礼堂有很大的差别。陆军参谋本部注意到那里建有一座没有列入修建计划的豪华舞台和舞台设备。这成为发觉犯罪行为的开端。但详情不明。
731部队作为关东军的一支秘密部队，领有巨额的秘密预算。例如：1940年，731部队领到的预算总额达1000万日元，其中，研究事业费500万日元，人事费500万日元。（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公审记录）
当时，军队中最高级的将官（大、中将）的年薪为8000日元至10000日元，由内阁总理大臣的通知来决定“行情”。委任官的年薪，包括战时津贴在内，平均为2500日元。雇员为1000日元，佣人为400日元左右。
1940年731部队实有人数为2000人。假如佐级军官、高级官为50人；尉官、委任官为600人；剩下的雇员为700人；佣人为700人。计算一下全年的人事费，大致如下：
高级文职人员（高等官）50万日元
中级文职人员（委任官）150万日元
下级文职人员（雇员）70万日元
下级文职人员（佣人）28万日元
共计：298万日元
主管财务的人提供的证词说，在1940年前后，包括危险津贴在内，“部队人员的人事费总额每年不超过400万日元”。
虽说是单纯的估算，每年仅人事费一项就能多余100万日元。
研究事业费500万日元的内容则更是离奇。1940年731部队的主要设施，除部分宿舍外，几乎巳全部建成。实验器材、印刷机械、药品和医疗器材也有大量库存。根据原部队中一些老人员做出的证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样，每年还有100万日元以上的剩余金额。
此外，在731部队还有临时支出50万日元至100万日元的巨额“临时机密费”。发生违法腐败行为的根源就在这笔庞大的秘密预算上。
石井四郎被解除731部队长职务的理由有三：
第一，石井四郎本人有把巨额公款挪用于娱乐费的嫌疑。白天睡大觉的石井四郎，一到傍晚，就和副官一起溜出平房，跑到新京（长春），远至奉天（沈阳）沉迷于游荡，常常几天几夜也不回部队。
关东军司令有急事联系时，副官们全体出动，分头到新京的大街小巷逐个饭馆寻找“石井部队长”。这种笑话是很有名的。
奉天市浪花町的日本式高级饭馆“粹山”是石井四郎喜欢去的一家店。石井来到奉天，必定要到这家店去，他从傍晚五六点钟起，就让年轻的艺妓伺候着，游兴很高。
第二，怀疑经常来往的军火商人对石井四郎行了贿。731部队的主要设施是由日本特殊工业公司等十几家公司承包，负责施工和供应器材。用途不明的巨额经费大部分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这些“军火商人”供应滥竽充数的物品，而作为相应的报酬，由这些“军火商人”负担石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