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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植物的生长，它在寄主的体内发育，危害花的子房。受黑穗菌侵害的大麦、小麦产生了一种被称为腥膻病的疾病，割下来的穗发出一种恶臭。不到收获期，外壳不破，很难发现。患病的孢子生存下来，又会产生新的感染。
由于黑穗病不均匀地发生于广大的麦田之中，收获期的麦子不可能逐棵检查，除去病麦。如果污染严重的话，就不得不烧掉整个麦田，使收获受到沉重的打击。
部队劳务班一个曾经“征集”过在八木泽班劳动的中国农民和苦力的人做出了如下证词：“731部队中经常有三五百名满人劳动。为了管理部队雇佣的满人，还有十几名满人翻译。……1945年8月9日到10日731部队开始崩溃时，劳务班把在八木泽班农场工作的满人全部都枪杀了……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主要是因为担心他们向外部泄露八木泽班的主要任务……八木泽班进行的关于黑穗病的研究内容，和农业实验场进行的研究一模一样……八木泽班还进行过从空中撒布黑穗菌的研究。农业实验场是为了保护麦穗，而八木泽班是为了破坏它……研究方法相同，但是目的却完全相反，利用黑穗菌是否能够直接袭击苏联的谷仓地带呢？这项研究是赋予八木泽班的主要任务。”
不仅对人而且还要对谷物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和研究——这就是这个大农场和玻璃温室的“秘密”所在。
第07章 恶魔的姊妹
——100部队
奇怪的灾难
1939年731部队搬到哈尔滨市南约20公里的平房附近军事特区以后，哈尔滨市内及其附近地区不断发生了奇怪的“灾难”。
所谓“灾难”就是突然流行各种急性传染病。
1940年夏，在距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西北约50公里的吉林省农安县突然发生了混合性鼠疫。
开始时，鼠疫发生于县城内，几天以后，蔓延到城郊的农村地区。这种疾病像燎原烈火似地在农安县一带迅速地扩散开来。
鼠疫共有五种：一、腺鼠疫；二、肺鼠疫；三、皮肤鼠疫；四、眼睛鼠疫；五、鼠疫败血症。
农安县发生的鼠疫，是两种以上的混合鼠疫，县内到处相继出现患者，并一个个地死去。发生鼠疫的紧急报告传到了驻平房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后，总部出动卫生兵进行消毒，但是：对于来势迅猛的鼠疫却几乎无计可施。
死者达300多人，这是农安县发生的惨重的鼠疫灾害。关东军当局却将死亡人数说成是120余人。尔后怪事相继发生。以哈尔滨市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发生了肠伤寒。所谓傅家甸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大魔窟。转眼之间，伤寒病从该地区蔓延到哈尔滨市内，出现了许多死者。
这次流行伤寒病，把当时居住在哈尔滨市内近10万名的日本人也卷了进去。其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经营文具的日本商人的孩子患了病，护理他的母亲因受到传染而发病，后来，父亲护理他们两人后，也染上伤寒病。结果，全家死亡。伤寒病患者越来越多，一般医院容纳不了，只好送到哈尔滨陆军医院。
“我上学的哈尔滨高等女子学校（后改称富士高等女子学校）里也不断出现患者，所以提前放了署假，但是署假结束后举行追悼会时挂起了20名同学的遗像，这次的记忆是十分清楚的。据传闻，是‘特务在水源中撒下了病菌’……这是一个突然开始、短期内结束的像暴风雨般的事件”，谈起当年伤寒骚动时，一位曾住在哈尔滨的女学生K·S这样回忆道。
在哈尔滨市发生伤寒病的同时，在新京（今长春）火车站的后面以北大约一公里附近的贫民密集区——三不管地区突然发生了鼠疫。
“三不管”这个地名，是俄国、中国和日本三国都不管的意思。日俄战争以后，日俄之间为了避免发生国际纠纷，在南满铁路新京车站附近设置了军事缓冲地带，即使在满洲国成立以后，“三不管”仍然作为一种治外法权地区杂居着许多白俄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形成了一个小傅家甸似的魔窟。
山田清三郎在《细菌战军事审判》一书中写到三不管地区发生鼠疫时的情景，他做了如下的记述：
“当时，在三不管这个狭小的有限区域内，集中居住着700户、5000名贫民。身着白衣的防疫队像雪崩般地涌进这一地区，隔离患者、强行检查、打预防针、逐户进行消毒等等。整个魔窟像捅了马蜂窝似地闹得天翻地覆，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之中。”
传染病的发生，并不限于这些。接着，在哈尔滨市东北20公里附近、松花江南岸的滨江省阿城县的满蒙开拓团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饲养的羊、马患了原因不明的疾病连续大量死亡。
在一系列传染病蔓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细菌的人靶
关于1940年夏季在哈尔滨市内及附近城市发生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关东军当局说明了种种原因。
农安县流行的鼠疫是“由于大兴安岭的老鼠窜入市区，把鼠疫跳蚤传播到人家的缘故”。而哈尔滨市内以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发生的伤寒病和三不管地区产生鼠疫患者的原因被认为“饮食街不卫生，灭鼠不彻底”。
“……在团营的大羊困里，饲养着1000只左右的羊，每天由二三名放羊的的苦力（指雇佣的中国牧羊人）放牧饲养。母羊生小羊，小羊再生小羊……本应不断繁殖却越来越少。既没有被偷走，也没有被屠宰，而是患了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大量的羊死亡，至战争结束时，减少到不足200只，我们每天吃羊肉都吃腻了，剥下的皮涂上食盐，送往鞣皮工厂（由开拓团的一家老百姓经营）进行加工，然后，用经过加工的鞣皮做成大衣、背心和袜子等，由于满洲的冬天严寒，深受开拓团团员的欢迎……”
当时，住在三棵树附近的天理开拓团团员风间博曾就“难以理解的大量羊群连续死亡”一事寄来一封信。羊群发生病死的同时，731部队派调查部队进入了开拓团，最后以“原因不明”而了事。
急性传染病的蔓延和结束，有着以下共同的现象：其模式是：一、传染病突然发生；二、为查明原因和预防蔓延，出动731部队；三、短期宣告结束；四、强行赶走居民，并拆除发生传染病地区内的民房、整顿街道、强制患者进行检查和隔离。
例如：三不管小魔窟内发生鼠疫而死亡的患者只有几个人，但是，当鼠疫骚动告一段落之后，关东军命令全体居民迁往两公里以外的“宋家窪子”临时修建的村落去居住，工兵队以“彻底防疫”的名义把三不管街巷全部炸毁（据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
傅家甸地区发生伤寒病时，731部队诊疗部人员前来进行消毒、隔离患者和给居民进行检查时，还派来了许多关东军宪兵队员、特务机关人员和工兵队人员。
据有关人员的记忆，“在预防伤寒的名义下，关东军宪兵队一个不漏地搜查当时居住在傅家甸的白俄和中国人聚集场所——地下赌博场——这里是由武装的中国土匪把持着，并以‘隔离预防’为借口抓走许多俄国人和中国人，然后破坏了建筑物”。
曾在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工作过的一个宪兵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虽然没有明确断定就是如此的根据……但是，当时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哈尔滨市内来历不明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蠢蠢欲动，间谍潜入了傅家甸企图侦察设于平房的731部队的秘密以及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内容等，必须以发生某件事情为契机对大魔窟进行彻底搜查，并将它置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这是宪兵队司令部经常在研究的事情……发生伤寒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731部队内有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叫做“密特”的集团，他们一到晚上就化装外出，潜入哈尔滨市内。这些人属器材部和第三部，都是经过选拔的擅长格斗和外语的人。
“密特”人员负有何种任务，在干什么？只有石井部队长等极少数领导人才知道。
“密特”人员利用黑夜乘上涂黑了的汽车，不知去向地离开部队，有时一个多月才归队。“出差去南京”、“出差去海拉尔”、“联系工作”……这就是“密特”人员销声匿迹的名义。
当时曾在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工作过的人员说：“有时夜间把已作为传染实验体的‘马鲁太’悄悄地运往部队以外地区。”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人们怀疑1940年在中国东北各地发生的伤寒和鼠疫，很可能是731部队和关东军宪兵队总部以及特务机关三者进行的秘密“联合作战”。
那么，当时，在“满蒙开拓团”的部分地区内猖獗一时的“原因不明的羊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除731部队外，在关东军还有另一支叫做“军马防疫厂”（满洲100部队）的细菌部队。
1935年编成的满洲100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在高桥兽医中将领导下由若松兽医少将任第100部队的部队长。
100部队是一支以731部队的研究实验人才为基础新设的以家畜和植物为对象的细菌战部队。部队的根据地设于新京（今长春）以南约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部队人员共800人，比731部队的规模略小些。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幢十分坚固的混凝土两层楼和许多研究室。
100部队分为从事细菌战实战研究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二部的组织情况如下：
第一课：制造炭疽菌，进行有关的研究实验。
第二课：制造鼻疽菌，进行有关的研究实验。
第三、四课：制造其他流行性兽疫菌，进行有关研究实验。
第五课：制造黑穗病菌和叶斑病菌，进行有关研究实验。
第六课：制造牛疫病菌和研究制造其他化学性毒物。
这里出现的炭疽菌，包括侵袭人畜和侵袭植物的两种。100部队研究制造的主要是侵袭动物的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