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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清廷连失州县，皇帝震怒，下诏罢免骆秉章，任命江苏人张亮基为湖南巡抚。但是，张亮基接到任命时，还在云南永昌府任上，不能马上履行新职，骆秉章还得站好最后一班岗。清廷同时惩罚的还有弃守道州的浙江人余万清，下令将他逮捕治罪。
在家乡丁忧的前任湖北巡抚罗绕典，正值除服，清廷命令他办理湖南军务。他于6月份来到长沙。当太平军杀进湖南以后，清廷叫这个五十九岁的安化人统领军队，在长沙指挥对太平军的防堵。
罗绕典是个公认的清官，曾经深为林则徐器重，在湖北巡抚任上曾经拒绝盐商几万两银子的贿赂。
他来到长沙以后，盘点绿营驻军，发现长沙城防兵力只有两千多人，外加三千多名乡勇。到那时为止，骆秉章还没有采取必要的城防措施，而总督程矞采则因为要部署衡州防务，不肯来长沙坐镇。 。。 。。
1852年（咸丰二年）（6）
骆秉章被革职以后，倒是警醒了许多，连忙和罗绕典商议，但他们对于兵力的部署各执一端，决定下来的只有两件事：在南门修筑土城，北起白沙街，南到大椿桥。另一件事就是禁止谣言。
江忠源率部抵达郴州城外以后，再次向上峰进言，说清军跟在太平军后面追得越急，太平军在前方攻陷的城市就会越多，还是应该集结兵力将太平军歼灭。但是，主持战局的清军统帅都听不进这个小官的良谋，致使太平军的势力日益壮大。
太平军攻占郴州之后，一时没有决定向何处进军。直到8月25日，洪秀全才决定将位置向北移动一百里，进军永兴。
楚军抵达郴州后，江忠源约总兵和春从石子岭暗出奇兵，拦在太平军前面，但和春的部队又未开到，无法拦截太平军北进。
萧朝贵所部于8月28日开进永兴城，杀死知县温德宣。太平军留下一万兵力驻防郴州，大军全部移师永兴，接着按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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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的军事评论家，无不强调地理位置和地形的重要性，以及财力的强弱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在北方王者霸气的时代，处于洞庭湖南边的湖南，在地理上与逐鹿中原的军事行为毫不相干。到了清朝，湖南的财富，在全盛时期才抵得上江苏一带的一个大县，官府的财政收入，在直辖省份中居于下等。这样一个并不丰裕的省份，要蓄养大量的地方武装，不仅清廷不会允许，在财政上也是办不到的。
因此，湖南自从设立郡县以来，在军事上从来未曾领先于全国，朝廷也未曾在这里驻扎重兵。唯独清朝有一个例外。清廷为了防止贵州的苗民起义，将行省迁移到长沙，恢复汉朝的制度，管辖十六个大城，同时在镇筸大量驻军。因此在镇筸一地，有不少精兵出征四方。
所谓镇筸，就是湘西的凤凰。凤凰这个地名，出现于明朝隆庆年间。当时，在距今天的凤凰县城六十里处的凤凰山，朝廷设立了驻军的军营，沿用山名，称之为“凤凰营”。那时所建筑的城池，也并不叫“凤凰”，而是叫“镇筸”。
镇筸城修筑于1554年。那一年，为了严防镇溪和筸子坪两地的“苗乱”，原本驻扎在五十里以外麻阳县的参将孙贤，移驻五寨司城。这个五寨司，相当于现在的县级政府，管辖的地区被简称为“镇筸”，也就是今天的凤凰县沱江镇。镇溪就是今天凤凰县的东北区域，而筸子坪，则是今天凤凰县的西北区域。
参将到任，把镇筸土城改修为砖城，开了四扇城门，门上都有城楼。
1700年，清廷将此处改设凤凰厅，名称变了，营变成了厅，但军营的实质没有改变，还是一座驻扎边防军的要塞，而且级别大为提高，一变而为内地一个大的军事特别防区，成了清朝在当时整个湘西的军政中心。
此后，清廷陆续在这里设立辰沅靖道和辰沅永靖兵备道，都是湖南省直接派出的相当于副省级的政府机构。常驻官兵多达一万六千至二万七千人，驻军被称为“筸军”。
这支军队，是湖南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不过，它属于清廷的编制，湖南并没有一支威武的地方武装。
因此，历朝以来，湖南都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省份。湖南的不少地区民风尚武，但这种蕴藏于民间的武力，大多数只是为了自卫。
湖南人的主流生活方式，是在耕读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湖南人惟耕与读，衣暖饭饱，知书达理，心系天下，过着平静而安分的田园生活。
太平军进入湖南，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平静，但也只是如同一股旋风，一扫而过。一些湖南人加入了太平军的行列，跟随起义部队继续北上。清军没有力量把太平军困在湖南，太平军也无意于在这块并不富裕的土地上扎根。因此，战火在湖南燃烧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满清朝廷，都没有预料到，在短短几个月内从湘南烧向湘北的这股战火，已经点燃了许多湖南士人心中求取功名的火焰。他们效仿江忠源，陆续地开始准备投身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不管这场战争的持续，是在湖南还是在外省。
太平军进入湖南还不到一个月，这种迹象就已经显现出来。
15
大约在太平军占领道州的前后，在距离道州七百里以外的湘乡，设馆授徒的理学先生罗泽南，已经无心于本业，而在侧耳倾听太平军进军的步伐。他认为广西的那些造反者极有可能打到他的家乡，于是提倡乡人举办团练，保卫家园。
1852年（咸丰二年）（7）
罗泽南并不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这个出身于贫寒之家的书生，历尽了人间凄苦，尝够了悲情别离，但他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清贫乐道，敦厚宽容。他心里只牵挂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人世上走这一遭，一定要建功立业，否则无异于枉过一生。他说，他不担心家门多灾多难，唯恐学问不能脱俗入圣；他不担心没有本领养活自己，唯恐没有本领贡献于社会。
因此，当他听说江忠源带兵抗击太平军，取得了功名，他就再也坐不住了。
湘乡知县朱孙贻对这位布衣学者礼敬有加，而且十分赞同组建地方武装保境安民。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练武运动，在湘乡县拉开了帷幕。
罗泽南对时局军情的热心，已经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日后注定要成为湘军的一员大将。无情的战神，将会用刀枪置换他手中所握的书本和笔杆。
罗泽南不仅自己热衷于举办团练，还动员他的好友与门生一同参与。他的诸多弟子中，以时年二十八岁的王錱对兴办团练的热情最高，并且一上手就表现得非常内行。这固然是他熟读兵书的结果，但他具有过人的才智和军事天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錱给县令朱孙贻上书，请求编练民兵抵抗太平军。当时正值清廷下诏命令湖南和湖北举办团练，他的申请立刻得到了批准。
朱孙贻不仅是个头脑清醒并且勤勉能干的知县，而且也是个团练迷。早在1850年，他出任湘乡知县以后，就曾召集刘蓉和王鑫等人，向他们鼓吹，想要保卫家乡，就非团练乡兵不可。从那时起，他就积极地开始建立地方武装。
因此，现在他不仅首肯大规模举办团练，还给罗泽南和王錱提供积极的支持。他训斥那些不愿掏钱的乡绅，说他们是一群愚民，苟且偷安，忘了巨祸即将临头，犹如小孩有病，却害怕苦药，不肯服用。他甚至威胁那些抗捐闹事的乡绅，要对他们妨碍公务的行为处以重罚。他还抓了几个胆敢非议团练的人，给予轻度的惩处。
朱孙贻代表官方下令设置保甲，要求练团练族，制定团练操习章程十二条。于是，湘乡的团练，得以顺利地组建。
罗泽南和王錱在组建团练部队的初始，就仿效江忠源的做法，定下了一个原则：带兵的是读书人，而勇丁必须是朴实的山农。散兵游勇、老兵油子和市井无赖，一概不收。这个原则的确立，为湘军日后的纪律和战斗力提供了保障。
什么叫团练？按照王錱的解释，团就是团拢一气，彼此相救，生死相顾。练就是练兵器，练武艺，练阵法，尤其要练胆，而练胆必须练心。胆有大有小，心则人同此心：人人都想保全身家性命。但是怎样才能自保？只有打击盗贼。而要打击盗贼，就必须操练。然而一个人的力量太小，而盗贼却是很多人聚在一起行动。百姓要想打赢，只有众人一致，同心共死，互相保护，才能自保，所以大家要团拢起来。
关于团练的定义，王錱说得很流畅，但是执行起来却不容易。湘勇团拢了，要抓训练可是一个大难题。筹备军粮和武器，要费许多周折，自不待言。最令人为难的是，湘勇都是邻里乡亲，无法用一纸文书加以约束。有些壮丁被选中了，哭着放赖，不肯入队。另有一些人，虽然身在队列中，却连行进与停止的号令都听不明白。
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觉得湘勇的制服，也就是所谓的号衣，样式非常可笑。大家一见王錱拿出这种似乎是戏剧里才有的服装，哄笑不止，认为穿这种奇装异服非常羞耻，扭扭捏捏像个临出嫁的大姑娘，死也不肯换上。
王錱碰到这些棘手的事情，是有火无处发。邻里乡亲，骂不得打不得，只能慢慢教化。他自己率先穿上号衣，又苦口婆心劝说一番，大家才统一穿着制服。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王錱便开始制定营制和号令。每一天，他都要和老师罗泽南一起组织队伍，叫友人和师兄弟们分头带领操练，他们自己还要亲自训导。训练好了一个人，就让他带动其他人。就这样，训练的范围逐步扩大。
教授武艺本是罗泽南的拿手好戏。他平时设馆授徒，教学内容大大超出了一般乡间塾师所授的课业。他除了教弟子们识字脱蒙，灌输应科举、登仕途的人生理想，还教他们静心养性，跳高越沟，练拳习棒。上午讲学，下午操练，文武兼修。他的授课内容，为他吸引了大批的学生。除王鑫以外，他门下还有一些得意弟子，后来都成了湘军名将。他们当中有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和刘鹏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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