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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江忠源命令百长李光宽带领部队穿地道出城，开凿壕沟，引水注入，太平军的隧道全部作废，南昌的城防才稳定下来。
江忠济因功升任知府。
前面说过，湖南增援广西的湘军部队，江忠淑部在路途中就溃散了。罗泽南和夏廷樾等人率部于9月2日到达南昌，进攻南昌七里街太平军营垒，在城下与太平军开战。书生个个奋勇，踊跃向前，与太平军搏斗。
太平军佯装败退，绕到湘军后面，发起攻击，击败湘军，致使五百多人伤亡。阵亡的七名营官都是书生，其中包括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干和罗信东。罗泽南和夏廷樾将残兵收拢入城。
谢邦翰是罗泽南的弟子，所带的部队叫做湘右营。谢邦翰死了，曾国藩给他写了挽联。他的副手李续宾侥幸活了下来，接管湘右营。后来成为一代名将。
曾国藩听到湘军落败，一点也不沮丧，反而非常高兴。他发现书生果然可以带兵打仗，不是胆小怕死和惯于投机取巧的绿营将领可比的。湘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敢进入被包围的南昌城，如果换了绿营，是不可能做到的。
罗泽南入城后，南昌西南方几百里外的泰和有会军起事，攻占了泰和与安福，并且围攻吉安，杀死了吉安知府。
江忠源对张芾说，他想派三千名湘军前往镇压。巡抚以下官员，见太平军几次炸毁城墙，城内人心惶惶，担心一下子派出三千人增援吉安，会大大削弱城防力量，都不同意江忠源的意见。
江忠源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泰和的贼寇刚刚起事，即时扑灭，还算容易。要是他们扩张了势力，与长毛勾结起来，断绝了南昌上下的道路，那就危险了！如今南昌的兵力超过了一万，留下这三千人，也不会多到哪里去，派出这三千人，城防兵力也不为少。事情孰轻孰重，一眼就能看出，诸位还犹疑什么？”
于是，他派夏廷樾驻扎在南昌西南约二百里处的樟树镇，派刘长佑和罗泽南率部前往吉安。
湘军赶到吉安，即时发起攻击，会军解围逃跑。刘长佑领兵向泰和攻击，罗泽南则率部攻击安福，攻克县城。晚上，会军集结兵力，杀了个回马枪，又被罗泽南所部击败。
第二天，会军又来争夺县城，罗泽南的军士一以当百，鏖战许久，斩杀大批会军。
与此同时，刘长佑所部也攻克了泰和。
会军残部东奔湖南。骆秉章命令罗泽南回师追击。李续宾跟随罗泽南追到永新，进入湖南。
夏廷樾几次捕获会军的谍报人员，搜出他们与南昌太平军往来的书信。其中包括太平军的命令，要求会军急攻吉安，太平军会派兵前来会师。由此可见，若非江忠源果断地派兵增援吉安，清军的局面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1853年，咸丰三年（19）
湘军渐渐熟悉了战阵，与楚军相当。吉安战事平息后，江忠淑等人督催船筏返回南昌。
李续宾在此战以后，得了个从九品的官衔。请假回家。
与罗泽南一同增援南昌的郭嵩焘，在曾国藩的湘军幕府，一直担任高级参谋的角色，还为湘军募集军饷。曾国藩派他随军增援南昌，既可以为江忠源当参谋，同时也可以为曾国藩了解江西战场和援军作战的情况。
郭嵩焘跟随江忠源防守章江门。他从太平军探子的口供中得知，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在船上宿营，他们在文孝庙修筑栅垒，是为了保护船队，只要派兵轮番巡守就行了。当清军杀来时，他们就列队阻击。当时长江及内湖的水路，都被太平军占据，而清军没有一艘船在水上。太平军的船只数以万计，在南昌周边东西往来，穿梭于饶州和瑞州之间。
郭嵩焘对江忠源说：“东南都是水乡，贼寇占据了长江水路，而我军只以陆师攻击，势必鞭长莫及。我军一定要与贼寇争夺长江之险，然后才可以制胜。如果不造战船，就无法与贼寇作战。”
邓仁坤也觉得水师非常重要，并且为太平军的水师感到头痛。他曾想出奇制胜，焚烧太平军的船队。他对江忠源说，鄱阳县的知县沈衍庆办事果断，很有谋略，可以命令他率领所部一千人，准备一些船只，在稻草里面藏火药，从水上袭击太平军。但是，这个建议没有通过。邓仁坤又下令将几十艘运粮船改为炮艇，招募水兵，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的畅通。
江忠源听了郭嵩焘的意见，大为赞许，便请郭嵩焘拟写奏疏，请清廷下令，责成湖南、湖北和四川各造二十艘长龙快蟹战船，操练水师，命令广东筹款购买一千尊大炮，配备到所有战船上。
江忠源当天就派快马将奏折送往京城。文宗阅后，批准照办。湘军水师的兴起，起源就在这里。而湘军全靠有了水师，才有可能在后来大规模出征时，截断江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郭嵩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阵营中的所有有识之士的重视。这充分表现了书生观察问题的敏锐性。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已有两年多，直到现在才有一个人明确地提出，没有水师，就无法与太平军抗衡。而这个人物，就是湘军大本营的高级谋士。
郭嵩焘在1853年提出建立水师，距离1815年美国建成第一艘明轮蒸汽军舰“德莫洛戈斯”号，已有三十八年。这艘后来改名为“富尔顿”号的轮船，排水量达到二千七百四十五吨，航速接近六节，装有三十二门十四点五公斤的火炮。
就在江忠源防守南昌的这个夏天，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依靠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当时西方的强国还没有造成铁甲舰，中国人和日本人处在同一个起点上。这两个东方国家的水战技术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洋，但并非没有可能赶上去。日本人后来急起直追，成为海上强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1853年的南昌守军而言，造船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郭嵩焘说，南昌被围已久，造船工程不是指日可待的，眼下时间仓促，只能先造一些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巨筏，把火炮排列在筏上，与陆师一起，夹岸冲击太平军的船队。
巨筏造成了，却没有立刻派上用场。围攻南昌的太平军已于9月24日撤围，扬帆北去。直到下一年，这些巨筏才被曾国藩用来堵塞湖口。
邓仁坤见太平军撤走，对巡抚说：“贼寇是主动撤离，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要求大力修筑城防工事，亲自监修炮城和炮台，在城墙上修建官房、营棚、军器库、硝磺库、了望台和了望楼，加宽和加深环城壕沟，要求宽度和深度都要达到三丈。还在壕沟边修筑炮台，用石块垒砌堤闸。这些工程，总共花费了十四万多两银子，把防御工事修得固若金汤。
这些工事后来为曾国藩防守南昌提供了极大的好处。不过，这些事情都与江忠源没有关系了。
南昌解围之后，大家把南昌的保全，归功于江忠源。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赐给他白玉翎管和白玉搬指。
楚军再次扬名，湘军初次在省外获得了声誉。
1853年，咸丰三年（20）
邹汉勋和邹汉章两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邹汉勋升为知县，邹汉章升为训导。邹汉勋继续跟随江忠源征战，邹汉章却离开了楚军，到长沙投奔曾国藩去了。
江忠源受到了褒奖，处境却在恶化。他的部队没有及时地得到军饷，部属仗着刚刚打了胜仗，索要饷银和奖赏，引起大哗，勇健的军士大多数散去，江忠源的兵力大大削弱。
胡以晃等人主动撤掉对南昌的包围，北上湖口。当时石达开奉命驻扎安庆，主持西征战事，决定分兵两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军西进，直取武汉。胡以晃和曾添养率军固守安庆，保证天京至九江交通无阻，并经略安徽北部，策应北伐战争。
38
在1853年长沙最炎热的三个月里，曾国藩不仅感觉到了天气的闷热，也感到了官场的挤迫。
骆秉章、徐有壬和陶恩培这些文官都在挤兑曾国藩。他们表面上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长沙的武官们则不然，他们认为曾国藩手伸得太长，介入了他们的权势范围，要给这位钦差大臣一点颜色看看。
7月份，曾国藩把他看好的参将塔齐布上疏推荐给文宗，同时弹劾唆使提督侮辱自己的长沙协副将清德。曾国藩说，塔齐布忠勇勤勉，可以大用。他甚至说，塔齐布将来如果作战不力，他愿意与塔齐布一起受罚。
皇帝下诏，赏给塔齐布从二品副将衔。
塔齐布刚见曾国藩的时候，还只是一名五品守备。曾国藩非常看重他的才干。他每次操练部队，都执旗指挥，哪怕天下暴雨，他也巍然伫立，毫无倦容。于是，曾国藩对他十分倚重，命令他管束辰州勇丁。
几个月前，曾国藩训练所部的湘乡勇丁，命令长沙的绿营兵与湘乡勇五天会操一次。塔齐布每次会操都带左营前来参加。清德看不顺眼，自认为将官不能受文官辖制，就连巡抚也照例不问军营操练，为什么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却要管？他认为塔齐布讨好曾国藩，破坏了营制；便向来到长沙布置防务的提督鲍起豹打小报告，诋毁塔齐布依附曾国藩。
鲍起豹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嫉恨塔齐布不尊重自己。这个昏庸自喜的提督扬言道：“盛夏操兵是虐待军士！本帅现驻省城，本帅不传操，谁敢妄为，军棍从事！”
塔齐布听了这话，非常沮丧，也有些害怕，不敢出操。司道官员们暗中窃喜，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训那些多事的人了。
于是绿营兵与团练勇丁互不买账。提督的标兵本来就看不起练勇，现在依仗着提督的威势，更加骄横。
很不凑巧，8月17日有一名湘乡勇丁试枪时，误伤了绿营标兵的一名长夫。绿营兵大怒，吹起号角，挥舞旗帜，列队攻击湘乡勇，城墙上的军士都跨越矮墙跑出来，闹得城内人心惶惶。曾国藩鞭打试枪的湘乡勇丁，以示向绿营道歉，事情才平息下来。
绿营闹事，湘军还要作战。广东乐昌的会军攻打湖南东南角边界的兴宁，曾国藩派王錱率领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