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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现在想起了团练的好处，想用民间武装来对付太平军。他不仅任命了一批团练大臣，还下令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和《坚壁清野议》，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
可是，实际效果能否如咸丰皇帝所愿呢？
团练是什么东西，王錱有过解释。至于团练的作用，在嘉庆时代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作战的清军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坚壁，就是修砌高垒，挖掘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距离之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这样做，一可以断绝起义军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起义军攻城的难度。
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起义军一旦无法立足，屁股后面便总会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起义军所到之处，都有坚固的堡垒和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大致说来，各地的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困死的。
现在文宗面对的是太平军，他认为可以用祖宗皇帝的办法加以镇压。他没有认识到，白莲教和太平军相差甚远。白莲教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太平军则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的领导集体。白莲教很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已经建都于金陵，以江苏和浙江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纲领。团练对付得了白莲教，要用来对付太平军，却是相形见绌了。
但是文宗见清军绿营缺乏战斗力，不堪一击，便把团练当成了法宝，曾国藩不好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子的谬误。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想靠各地团练来扑灭太平军起义，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这个钦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其实对团练毫无兴趣。文宗既然要他从事军武，他就要组建一支新式的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以往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于团练，后来把团练部队扩展为湘军，完成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根本就没办过一天团练。从一开始，他就借鉴了江忠源的经验，想组建一支正规军；以对抗全国的太平军为己任。他的设想规模宏大，是罗泽南和王錱所不及的。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1853年，咸丰三年（10）
当然，曾国藩不敢公然修改皇帝的旨意，只能用移花接木的办法，隐秘地实现意图。在接奉上谕的第十天，他给文宗复奏，用隐晦的说法，含糊地说出了要新建一支军队的想法。
文宗要他帮同团练乡民，“帮同”二字，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措辞。所谓“帮同”，就是协助巡抚，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皇帝不说，做臣子的也不便详加请示。
于是，曾国藩索性以含糊对含糊，明办团练，暗练新军。
他在复奏中，首先讲了一通办团练的难处。他说，圣谕说要团练乡民，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团练的难处，不在于操习武艺，而在于难以募集资金。这是采用迂回的办法，先从财政上阐明办团练的难度。
清廷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1840年以来，清廷为鸦片战争陆续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纹银。1843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两。全国税款欠缴几近五千万两。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两。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国库空虚，清廷自然无法像嘉庆年间那样资助团练，而民间捐款，指望虽大，却是画饼望梅，当不得真。
那么，曾国藩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呢？他提出把各地团练集中起来，编组更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当然，他没有使用“编练新军”这样的字眼，而是说要在省城成立一个大团，把壮健朴实的乡民招募到长沙，训练一个人，就收一个人的成效。这种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办团练，减少了许多经费，达到了曾国藩创建正规军的目的。
曾国藩说，朝廷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时间已有两年多，消耗的军饷不可谓不多，调集的军队不可谓不众，但是将士们见了太平军，马上就逃跑溃散，没有听说过哪支部队进行了战斗。清军只是用大炮和鸟枪从远处向太平军射击，不敢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既缺乏胆量，又没有武艺在身。现在，他打算改弦更张，注重练兵。他要吸取明朝戚继光和近人傅鼐的经验，练兵只求其精，不求其多。不指望马上见效，只指望能够接济前方作战的兵力。
曾国藩使用这样一番说辞，偷换概念，从本质上改变了团练的性质。按照清朝的惯例，团练只是在各州各县就地兴办，省城和重镇的防务，还是由绿营担任。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大大提高了团练的地位，增强了团练的职能。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把二者混为一谈，是为了混淆视听。日后，他照搬戚继光组建军队的办法创立湘军制度，只字不提那个办民团的傅鼐了。
或许是文宗不够精明，没有发现曾国藩的小把戏，或许是他没有留意，只把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当作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文书，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直到八年以后，事实已经证明曾国藩的做法可行，这位大臣才将实情向皇帝吐露。他说，他在1853年1月奉旨办团练，第一次上奏折，就报告了要自行编练一千名勇丁，他所办的是官勇，而不是团丁。
曾国藩无异于承认，自己当年和文宗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他成了赢家，于是湘军的创建，得到了圣谕恩准，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提到，要把各县经过训练的乡民征集到省城，其中就包括罗泽南和王錱训练的湘勇，也就是由湘乡知县朱孙贻以县衙名义操办的团练。曾国藩把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加上江忠源留下的楚军，按照戚继光的成法，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正式的创立。
在这里，“湘勇”的“湘”，和“湘军”的“湘”，是有所区别的，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是指湘乡，因为当时有江忠源的宁远“楚勇”、塔齐布的宝庆“宝勇”和林源恩的平江“平勇”等名目，于是湘乡的团练就称为“湘勇”；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因此，湘军这个称呼，应该是指湖南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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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烧到湖北以后，湖南暂无大的战事。代理巡抚潘铎立足于他的本位思考，不愿意多养军队，多供军饷，奏请清廷撤兵二千多人，只留下一千七百名沅州兵防卫本省。 。。 。。
1853年，咸丰三年（11）
曾国藩却不管江苏人潘铎怎么想，他要趁着湖南处在战争的间歇中，抓住时机，加紧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他见清军在湖南兵力空虚，便有了进一步扩充湘军的理由：他要用团练勇丁来弥补本省兵力的不足。他呈告清廷，湖南的标兵都调往追赶太平军的清军大营去了，这里兵少将寡，只能靠团练勇丁来支撑局面。
曾国藩重视扩军，更重视训练。他不但训练湘军，还命令绿营的城防部队，每月六次集合操练。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每当曾国藩检阅部队时，总是穿着草鞋，带刀侍卫，勤勉有加。
三十六岁的满洲镶黄旗人塔齐布生性沉毅，见识不凡，素来为已故都统乌兰泰所器重，并向江忠源提及。在1852年的长沙保卫战中，因守城有功，被提拔为游击，清廷赏给他蓝翎，令他代理中军参将。
现在，塔齐布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曾国藩与他交谈，对他的见识不凡感到惊奇。考试他所带的兵勇，发现训练有素。
与此同时，曾国藩决定依靠湘军的武力，整顿全省的治安。只要州县报警，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几百名湘军，当天就要轻装出发，路上不许停留，所到之处，立即平息事端。湘军不但镇压会党，还就地诛杀不法的官吏。
3月份，自称普南王的道州天地会首领何贱苟，派出部将何禄与吴玉老十，在长沙以南约四百里处的常宁，袭击杉树村的清廷驻军，得手之后，乘胜攻打道州，斩杀清军把总许德禄和典史吴世昌。
曾国藩派刘长佑率领五百名楚勇，王錱率领三百名湘勇，一同开往常宁。湘军还没开到，常宁本县团丁已将会党打散，俘虏了吴玉老十。
曾国藩又接到报告：江西上犹的会军西进湖南，攻击桂东。他令罗泽南率部镇压。
罗泽南率部抵达长沙以南约两百里处的衡山，得知草市有刘积厚的一千多名会党起事。罗泽南和王錱配合刘长佑的楚军前往镇压，擒获刘积厚等二十多人，很快就平息了事端。会党余部逃往衡山以东三百里处的攸县。
罗泽南率部继续向东南方推进，抵达桂东，将江西的会军赶出省界。
在湖南的东南部，永兴、安仁和茶陵有会党劫狱，烧毁官署。消息刚出，刘长佑、张荣祖和塔齐布带兵前往镇压，会党随即溃散。清廷奖励塔齐布，赏换花翎，记名以副将使用。
曾国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于3月21日上奏，专论如何对付湖南的会党。
这位团练大臣说，太平军在湖南走了一遭，这里的会党，多半都随太平军去了，但仍然有串子会、红黑会、边钱会和香会聚集闹事，如东南部的衡州、郴州和桂阳州，南部的永州，西南部的宝庆和靖州，都是崇山峻岭，有利于会党的孕育。当地官府知道会党的势力无法遏止，都不想自己的辖地里发生祸患，千方百计地加以遮掩，苟且偷安，留下了几十年应杀而没有杀的人，听任他们横行霸道。现在乡下的无赖刁民，气焰高涨，他们见有人命在身的强盗首犯，常常逍遥法外，又见太平军势力强盛，朝廷没法制止，便以为法律只是一纸空文，起不了作用，官员也就不再可怕。因此，如果不采用严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