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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向荣过去压制乌兰泰，又知道向荣不会采用自己的谋略，不打算与他共事。
张亮基体谅江忠源的心情，命令他率部留在湖南，与邓绍良部一起攻击晏仲武的起义军。
邓绍良和江忠源的部队先后抵达新墙，与晏仲武的起义军接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晏仲武的部将赵捷权等四人被俘。
江忠源率领两千多名楚军围攻黄福滩、梁夫岘和隆奉庵等起义军根据地，重创晏仲武的部队。
12月27日，清廷追究岳州失守的责任，将徐广缙革职留用，将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提督鲍起豹降四级留用。
1852年的局势，对于清廷而言，比前一年更加危急。不仅南方的起义军在年底打到了武汉三镇，北方的起义军，也在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起源于山东的捻军起义，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从康熙朝开始，就有游民聚集在一起，有的结拜为幅，有的结拜为捻。后来，捻日益增多，淮北和徐州之间，一伙人聚集在一起便为一捻。有人说，他们用纸做成捻子，浸在油脂里，可以点燃，所以叫做捻。
清廷从上一年起，就在北方加强了对捻军动态的监视。河南夏邑有人告状，说捻军抢劫了御史张沣翰，而南阳也发生了盗劫案。文宗下诏，斥责河南巡抚，并且命令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和巡抚严加搜捕。接着，清廷接到报告：安徽的寿州也出现了强盗。
这一年，陕西人李僡出任山东巡抚。山东兰山的幅军抵抗清军，杀死把总，他们的首领活动在江苏西北部的徐州、邳州和山东南部的峄州、费州之间。这时，山东捻军袭扰江苏东北部的海州，安徽捻军攻打河南东部的鹿邑和宁陵，而江苏西北角上的丰州和沛州，以及山东西南角上的曹州和单州，也发生了骚动。
不过，清廷的注意力，还是集中于太平军的进攻，因为湖北的省城，眼看就要落到洪秀全的手中。
1853年，咸丰三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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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与清军争夺湖北省会，拉开了1853年战事的序幕。
太平军从年初就继续攻城。向荣率领一万人的援军驻扎在洪山，虽然号称劲旅，却被太平军的壁垒所阻隔，无法靠近城墙。他秘密派人进城，邀约常大淳出兵夹击太平军。常大淳认为城内人心不稳，如果打开城门，会动摇军民的意志，于是回绝了向荣的提议。
1月10日，向荣从洪山进攻，击破太平军的几十座营垒，致使太平军乱了阵营。向荣率部将太平军逼到沙河，太平军伤亡惨重，尸体枕藉，堵塞了河水。
向荣见部队距武昌只有三里路，便派人呼唤城内的守军，再次邀他们夹击太平军。无奈城内兵力单薄，缺乏战斗力，而常大淳为人过于谨慎，还是不敢出兵。恰值天气寒冷，又下大雨，淋湿了火药，向荣便收兵回营。常大淳失去了最后一次为武昌解围的机会。
太平军在长沙攻坚时积累了经验，决定在武昌城下如法炮制，挖地道轰炸城墙。这一次，他们看准了江边的文昌门。1月12日，林凤翔在李开芳的配合下，带领先遣队挖掘一丈多长的地道，在城根埋下地雷。
守城的清军把管子埋在地下，把耳朵凑到管口谛听，隐隐约约听到挖掘的声响，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常大淳没有批准。
当天，地雷爆发，城墙坍塌，太平军攻上城墙。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都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太平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占了湖北省城。
清军防守武昌，大不同于防守长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城内没有聚集懂得军事的人才，也没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楚军。六十岁的常大淳也是湖南人，但他年事已高，遇事犹疑不决，以致丢失城池，自己投井自尽，家人十几口也跟着丧命。清廷官员都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来的人谈起这件事，都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太平军进入武昌，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高层官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王定安的《湘军记》记载，武昌的绅民妇女，几十万人悬梁投水，死人之多，为两百年所未闻。
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南大为震动。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之后，各路增援湖南的清军，都跟随太平军北上。长沙的守军只剩下四千名，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江忠源的楚军。巡抚张亮基听说湘乡人罗泽南和王錱两位书生，把团练办得有声有色，便命令他们各自招募一营湘勇，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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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岁的王錱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他为湘乡团勇制定的营制，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在后来通过实战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编练制度。这种营制，后来基本上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般十二人为一队，有抬枪的队人数多两名，十四人为一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另设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八十五人为一哨，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哨长管旗，有四名勇丁保护。副哨长持令旗，执斩首刀一把。护勇二名，兼击鼓吹喇叭。五百人为一个营。每营设四个哨，另外有中军侍勇壮勇游勇各二队。都是十二人为一个队，由营官管辖。一营设三十名长夫。
湘勇的武器，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这些兵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
打仗肯定有伤亡，所以每哨配备了一名整容师和一名缝衣师，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治伤治病的医生，发药卖药的药师，炊事员及铜工木工诸色人等，由营官统一配置管辖。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湘乡团勇的号衣都是蓝色镶边，按旗人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每营都有名册。名册上注明本营所有勇丁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每逢新勇入营都要有人担保。
1853年，咸丰三年（2）
营官以下，所有官佐和勇丁，以及其他随营人员，都各自规定了相关的职责。营官是一营的核心，他的作用是挑选并管好哨长和什长。从营官到勇丁，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湘勇组建，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你五百人的编制，你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选择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王錱提出了一个用人的原则：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逢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逢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赏罚升降。每定一桩赏罚，必邀集哨长和什长共同参加，说明赏罚的原因。
营官还要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经常召集大家训话，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要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同时要关心兵勇疾苦。
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是罗泽南一个重要的发明。他提出的口号是：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他认为，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对于军士，必须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
罗泽南用宋儒理学武装湘勇指战员的头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管理军队的方法。
由此可见，湘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支注重文化教育和思想建设的部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军队文化。
湘勇是分了兵种的。不同名称的湘勇，发挥不同的职能。
帮办，是营官的副手，协助营官训练和督查部队，负责侦探、粮饷、文书、军器、武器和名册功单。侍勇，负责传达鞭笞和斩首的命令。壮勇，负责差遣勇丁、递送公文及探信，临阵则跟随营官。游勇，临阵随营，由营官指挥，策应各哨，战斗部队中有缺员时便选补上去。护勇，负责掩护正哨长冲锋，每营设四名。散勇，听从什长和伍长的指挥。探勇，负责探路和探查敌情。伙勇就是炊事员。长夫就是挑夫。
湘勇的号令，以能够发声的器械来传达。王鑫采用的响器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拼凑一个戏班。
炮，是最威风的发声器械。号炮是大家都能听到的，湘勇用炮声向全营官兵传达命令。天黑睡觉前放一炮，称为“定更”。天亮起床前放一炮，称为“醒炮”。吹唢呐时又放号炮两声，表示要互相传递消息：开始行军，或开始操练。连放三声号炮，表示必须肃静，上级有命令要下达。晚上突然响炮三声，是通知大家：敌人来偷袭了，准备操家伙战斗。
除了炮以外，王鑫用来给湘勇传达号令的发声器械，都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乐器。他采用了人们常见的吹奏乐器唢呐和喇叭，还有打击乐器鼓和锣。
唢呐是哨长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吹一声是召集哨长开会。吹两声是命令哨长带什长一起来开会。
喇叭传达的命令，关系到生活、行军和作战。吹一声，埋锅造饭。吹两声，准备吃饭。吹三声，准备收营行军。连吹数声，是下令急行军。如在与敌人酣战时，喇叭吹作天鹅声响，便是命令埋伏的部队出击，或是命令众人一齐呐喊。
鼓是用来指挥火力和战法的。敲三通鼓，表示威严。敲鼓边，是命令枪炮手放炮。在平和的鼓声中突然重击一下，是命令大炮开火。鼓声急促，是命令部队开始肉搏。鼓声忽缓忽急，则是下令改变打法了。
锣是用来退兵的。战斗中鸣锣三声，是命令部队拼命顶住敌人的进攻。连鸣不止，表示放弃战斗，全线总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