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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期间的种种功业，不大好一笔抹杀，却可以做诛心之论：“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学。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以为辅助资。则趋之者，已如蚁慕膻。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而江苏已争诵之。实则所拨者，皆取于汉族之财，而托名为国家也。”（《奴才小传》）这也未免太罗织罪名，以此概之，则天下尚有能吏乎？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出来“清官有害论”。
革命党人恨端方，其实也与他的能干有关。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招降革命党人甚伙，其中包括学问大家刘师培，这成为后来革命本位的论者心中永远的痛，如刘的弟子黄侃解读刘师培《与端方书》一面将端方称为“狡黠之虏酋”，一面又开脱老师“不谙世务，好交佞人”。端方这个骂名背得实在冤枉，他是革党口中之奸佞，当然就是清廷眼中之能臣，各为其主，何可厚非？关键是端方能让刘师培这样的大名士归心输诚，数年后还跟着他一路入川，并代端方潜入成都打探，可谓死心塌地追随，你当是个个封疆大吏都可以做到的吗？
反而是他效忠的满洲朝廷给了他当头一棒。1908年两宫葬礼，端方因为指使人沿途照相，被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劾“大不敬”去职。以端方之世故圆滑，还曾因光绪大婚办事得力受赏识提拔，为何会犯此低级错误？有论者认为是“主少国疑”，不得不去权臣以立威，罢斥端方与袁世凯的理由都是借口。而这个借口之所以会出现，也是据说端方考察欧美，十分羡慕欧美立宪的“君臣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记者皆可随时照相，一见大老板换了新人，不免想搞搞新意思。这样说来，端方又是因为第一个吃螃蟹被人抓了把柄。
端方吃第一只螃蟹的事例很多，后人亟亟于满汉之分、革命保守之别，就未必了解关注这些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是他在湖北创办的，他在湖北、湖南、江苏，均是首创电话、无线电、图书馆、运动会。
他在南京、苏州、上海大力提倡全民种树，并用军功与刑罚诱使官员、军队普遍种树。
他把电影放映机带进了中国，也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牲畜屠宰与肉类检验的制度，希望中国仿效。
他创设了市民公园和现代监狱，又在中国官员中头一个实行了公费女子留学。
江苏的第一次公开民意代表选举是他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也是他筹划的……
应当记住，这个曾经的浪荡旗人，中国当时最好的收藏家之一，曾被万众唾骂的狡诈的“满洲狗”，同时也是一位中国现代之门的开启者。
【死水微澜】
石体元是四川省川东道绥定府东乡县人，东乡就是今天的宣汉县。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学堂肄业，熟识的同学里，有参加同盟会的，在他们手里看过《民报》、《浙江潮》等杂志。1911年他参加了保路运动。成都血案后，石体元和许多同学一样，觉得省城运动已是瓶颈，打算回家乡看看，能否相机而行。
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外读书，家乡的情形也颇隔膜，难道拿《民报》上的道理去跟乡里人说说，他们就能起来革命？
石体元想到一个人：冉崇根。
这个人具备了石体元在成都看到的运动领袖的一切特质：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时即加入袍哥帮会，位置还不低，又被选为县谘议局议员，兼川路公司董事。
说曹操曹操到，冉大爷也不在乡下，他到宜昌去看铁路情况，现在跑回成都来探听风声。一听要回县闹独立，很感兴趣。恰好这时武昌事变的消息传来，两个小伙子更没了顾虑，纠结几个同乡就往东乡赶。
沿途打听情况，发现下东各县，只有万县有巡防军一标——这就意味着在东乡独立基本不会有官方干涉。但是各县的帮会很发达，除了江湖会（就是袍哥）之外，有个叫孝义会的组织也搞得热闹，尤其保路风潮起后，各县舵把子来往频繁。
到了县里，自然是一班同志筹备独立。第一大问题，倒不是号召力不足——冉崇根交游很广，又是袍哥大爷，怕只怕树起义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纳，未免良莠不齐，影响声誉；予以选择，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闲话。最后觉得全部欢迎，但不定职务，等到独立成功，再依据表现分派职位。
县里虽然没有军队，但“堂勇”还是有的，没有枪杆子何来政权？于是大伙儿议定，由冉崇根下令，以离城八十里范围内的乡镇为限，每个“场”（以集市为中心的村社范围）调二十至六十，队伍总额三百人，有枪带枪，无枪带刀矛。进城的队伍必须严守纪律，绝对禁止自由行动。当然这些军队操典跟进城农民军说不通，由冉崇根“拿出帮会的条规来约束各公口的兄弟”就行了。起义时间定在阴历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谁知起义日期与调集团队办法刚刚确定，正要派人出去传述各乡，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由此也可见参与核心的人就很复杂。知县吴巽赶忙跑来拜会冉大爷，进门一看：几个裁缝正在缝制白布旗帜和袖章标记。这是摆明要造反。但是吴知县根本没有力量捉拿这帮反贼，他回署的措施，无非是将堂勇全部调来县衙，层层守卫，又将巡街警察的枪都收走。
起义者们也吓了一大跳。虽说县里防卫力量不强，但也不能亮明牌来打吧？就算亮明牌来打，也不能连什么时间出牌都让对手一清二楚吧？马上决定：提前两天起义，飞速传达各场。
石体元在省城，是见识过赵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吴知县有样学样，建议立即去找警佐李树滋，要县城四门的钥匙。这事本来之前就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不过李警佐胆子小，交出钥匙就溜回家中闭门不出，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大家都认为吴知县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惧，后来才知道，吴知县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学赵制台，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但是堂勇班头也很胆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得罪哪方都不合适，只肯守县衙，不肯抓人。就这样，专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清晨，起义者派人把文昌宫打扫干净，布置整齐。冉崇根冉大爷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们就跟倒来人跑来维持秩序。十点，起义大会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晓得的晓得是在起义，不晓得的还以为知县大人搞国服——听说宣统皇帝被革了命，翘辫子了得嘛。
开了会，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一位是在大邑当教谕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当过县视学的景昌运，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吴知县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吴知县也说不出啥子来，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爷雇船送他一家到绥定府。冉大爷说“要得”，于是定盘。
问题出在送吴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团队开进城。吴巽是个贪官，平日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很踊跃。哪晓得跑来看到贪官上船要走，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时哗然。他们不晓得是冉大爷吩咐同意的，以为是吴知县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后来的团队一看这阵仗，更加兴奋，一声令下，夹岸都是一枝枝后膛枪、大刀、红缨枪指着那艘还没装完货的大船。
整到这步田地，冉大爷也不好意思再让吴知县顺利离开，马上派人把吴巽带回文昌宫审讯。他自己不便出尔反尔，就找了个绅士代审，并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
审讯一开，就成了批斗大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巽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的劣迹，搞得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罗绅粮都觉得这个贪官放不得，于是当即宣布收监。各场团队欢声雷动。
另一桩意外，是征收局吴局长的儿子，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拿着手枪就射，惹动团丁怒火，反而冲进吴家，把东西抢了个七七八八。冉大爷闻讯，连忙阻止，并让吴局长一家住进了文昌宫，过几日局势稳定，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的吴知县一家，一同礼送出境了。
除这些小事故外，整场起义清风雅静，各场团丁进城，更像是过节赶集。石体元在《东乡光复记》中写道：“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也万想不到。他们封缴了县印，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东乡的独立就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好在前县视学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再往下的组织架构，《申报》上也没有了，只好仿着武汉军政府的模样，设什么部什么部，也不设部长，也没有官阶，参加光复的人，分到哪个部，就叫某某部员。杂事谁碰上谁做，大事呢，冉大爷跟几名核心成员讨论决定。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