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二先生字立人，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是绍兴山阴县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事或财政方面的都非常内行。在云南时间很久，对当地风土人情尤其熟悉，所以成为当地首席幕僚。他的家住在省衙附近的花园内，花木戏台样样齐全。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条子召见他，道台、知府以下就只能登门求见了。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关系更密切。他左边一个皮包中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放着财政方面的文书，签定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使和按察使衙门，两位长官不敢有再有任何改动。．．．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聚集到他家，有的拜见上司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一个厅上在审讯鞭打，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但各做各的，声音也都听不见。每天晚上都要设宴，用具也与众不同，如专门设计制作了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菜单后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要都品尝或者专吃几种，悉听尊便。
这种情形直到清末还是如此。有的吏把他们的作用和与官的关系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来办事的人就像乘客，政府部门就像车子，我们这些人就像是车把式，各部门当官的就像是骡子，我们用鞭子抽着他们往哪儿走就行了。
吏们的坦率和自信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人们不能不考虑一下，表面高度的统一究竟是统一在谁手中？这些吏又由谁来统一？高度的统一究竟是否存在？
再以户口为例。每个朝代对户口的编造和登记都有明确规定，而且按理论上的制度都应包括全部户和口，但实际上却有不少朝代的户口数据至今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甚至当时人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例如宋朝留下的全部户口数字，每户的平均口数都在二口左右，最低的元丰三年（1080年）是一点四二口，最高的天圣元年（1023年）也只有二点五七口。这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连当时的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说（今译）：
西汉户口数最多的时候，户与口的比例是每十户四十八口略多些。东汉时的户口比例，是每十户五十二口。．．．本朝从元丰至绍兴年间（1078－1162年）的户口数，户与口的比例是每十户二十一口。每一家只有两口人，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这是由于故意分立了很多假户，并且还有许多人漏报户口的结果。但是现在浙江的户口比例，是每十户十五口稍多，四川的户口比例是每十户三十口略少。四川人的生育不见得比东南一带的人多，我想是由于四川不征收丁税所以隐漏的户口比较少的缘故吧？
李心传的话自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却还是解释不了真正的原因。以正常的家庭规模平均每户至少4。5口计，如果有80％的家庭按实际情况上报，其余的20％的家庭就必须每户分为11户；如果有50％的家庭按实际情况上报，其余50％的家庭也必须每户分成五户，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从宋朝的记载看，有资格、有必要人为分成很多户的家庭只限于大地主和大官僚。如果这类人占总人口的5％的话，那末他们的家庭必须都分成41户以上，才会出现全国平均每户不足一个半人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半以上或更多的人都这样做，这种做法事实上就成了合法现象。
其实，宋朝存在着不止一种户口登记制度，有的登记全部人口，有的却只登记其中承担赋税的人口（即所谓的“丁”），后者就是每户二口左右的数据的来历。就在李心传自己的同一本书里，就记载了另一项数据：鄂州七县在绍熙四年（1193年）有6万多户、31万多人，平均每户是4。73人。这位李先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鄂州居然不存在浙江和四川同样的人为分户现象。很明显，宋朝实际实行的制度就连当时的学者和官员都搞不清楚。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可能合理地解释这一奇特现象，却始终没有能找到原始资料来证实。
7。 礼失求诸野
最后，还有一方面的因素也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以往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分散的、没有文化的小农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也习惯于当差纳粮，服从一切官吏。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现实制度的承认一般都相当慢，交通的闭塞、传播媒介的缺乏更拉开了他们与现实制度和城市居民间的距离，所以很多高度统一的制度往往管不了高度分散的穷乡僻壤的小农。天高皇帝远，连最专制的皇帝也无法建立起足以控制全部小农的统治系统。
在中国农村，人们对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历史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已经更改的年号可以继续使用，已经驾崩的皇帝可以继续接受“当今皇上”的礼遇，已经被推翻的朝代可以继续成为效忠的对象。照样实行已经废除的制度，穿戴过去的衣冠，沿用过去的礼节，那就更不足为奇了。直到近代依然如此，科举废了多年，村塾的老夫子还在鼓励学生考秀才。辛亥革命以后，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还会继续存在。前清官员乡绅的特权，并未随着民国的到来而失去。清末已经宣布废除的笞刑，依旧在宗族统治中施行。“礼失求诸野”，这句话真不愧是圣人的名言。
在这种表面高度统一而实质上却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任何不符合现行制度的公开变革，无论有多大的积极意义，都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是按照貌似统一的制度在运转，而是由多种潜在的、稳定的势力在驱动，所以即使改变现行制度，它的巨大惯性也足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分裂和分治不仅打破了表面的统一，而且多少消除了一些旧制度的惯性，在政权的分崩离析中有可能实现新的变革。
8。 朱元璋的“直隶”
既然分裂政权往往相当于原有统一政权的一个或几个一级政区，那么它们与原有政区有什么根本区别呢？
最主要的不同是，它们是独立的、自主的，而一级政区必须听命于中央。从行政层次来说，分裂政权实际上取消了一个层次。分裂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一般都要选择一个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军事上利于防卫的地域范围，比较符合自然和经济区划。而统一政权内部政区划分的主要标准，只是便于中央的控制，以便保持政区间的平衡，有时甚至取决于皇帝个人一时的好恶。而集权政权无休止的因循，就使这种不合理的划分长期存在。
当四川盆地和关中盆地分属于不同政权时，它们间的界线一般就是秦岭山脉，汉中盆地南属四川的政权。但在元朝灭南宋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时，却将汉中盆地划归陕西。这是由于秦岭山脉曾经是宋金和宋元对峙时四川的屏障，对此元朝统治者记忆犹新，使汉中盆地北属陕西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道屏障。元朝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这样的划分有利于它自北而南的控制。以后的明清政权都建都北京，维持这样的区划对它们的统治也有利，所以一直未作改变。但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看，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属于同一政区当然更加有利。在交通不发达，穿越秦岭困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尽管汉中盆地的北属已经有七百年了，但当地的从文景观依然更接近于四川。
今天的江苏和安徽二省分别跨淮河、长江两大流域，江苏又与浙江分割太湖流域。但在明朝以前却并非如此，这两省之地一般是自南而北分为二至三个政区，或以长江，或以淮河分南北，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现在的区划是明太祖的杰作。这位开国皇帝建都应天府（今南京），自然要在周围划出一大片地域作为京师直隶，于是作为财赋主要来源的太湖流域就全部划归京师。凤阳是他的老家，是祖宗陵墓所在，也应该让它享受京师的待遇，所以直隶的北界越过了淮河。后来朱元境大概也感到浙江作为一个省实在太小，而且省会杭州就紧靠省界，才将太湖南的湖州、嘉兴二府划给了浙江，这样就划定了大致相当今天江苏、安徽二省的京师（后称南直隶）。浙江太小的矛盾解决了，太湖流域分割的局面却产生了。清朝初年还沿袭了这一区划，以后统治者也感到辖境过大，应该划小。但出于均衡财赋等方面的考虑，没有恢复自南而北的划分，而是将它由北到南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最终形成了江苏、安徽二省。
或许有人会提出，分裂政权即使客观上比较符合自然地理区划或经济区划，但它们之间只有用武力才能作边界调整；而在统一的条件下，只要中央政府一道命令，行政区域的划分就可以做到非常合理了。
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或许是无懈可击的，政区的调整对集权国家来说的确是非不能也；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原因是不为也。最高统治者最关心的是他对各政区的绝对控制，而不是各政区的合理开发和最佳的经济效益。对这些方面，统治者或者根本不了解，或者认为与皇朝的长治久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地方行政长官中虽不乏洞悉利弊的干材，但他们不过是替皇帝管理私产的奴仆，只要在他们任内使这份产业完好无损甚或有所增加，他们就算尽忠职守，就可以升迁了；至于这份产业的划分是否合理，本来就与他们无关，又有谁会冒着改变祖宗制度或得罪朝廷、结怨同僚的风险去调整政区的意见呢？所以，元明一时形成的并不合理的一级政区划分可以毫无变更地存在到清末、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