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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个东家，照样是焚香叩头，纳粮当差。
他们一般没有专一的宗教信仰，只是敬畏一切鬼神，膜拜一切菩萨，相信因果报应，因而更加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他们的民族观念远没有达到明辨夷夏的地步，往往同地域观念和贫富观念混杂在一起，所以会歧视贫穷的异族人，就象看不起贫穷的外乡人一样。但对异族的官员皇帝，却是不敢有丝毫不满的。衣冠服饰的改变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但绝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看得严重。而且一旦接受以后，他们又最不愿意改变，辛亥革命以后保留辫子最多的还是农民。他们没有文化，很少获得外界的信息，也很少有人了解自己的国家，“爱国”、“维护统一”这一类概念，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头脑中产生。
总之，农民反对的是战争动乱，而不是分裂分治；拥护的是轻徭薄赋，而不问是否统一。当然农民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居住在城市近郊的农民较多受到市民的影响，家庭手工业收入高的农户更接近手工业工人的态度，官僚地主的佃农不得不服从主人的意志，但这些并不是他们自身的立场。
若即若离的市民 所谓市民，是指一般居住在城市或集镇的商人、手工业主、工人和居民。统一和分裂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有时对有些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前面已经谈到过，由于原料和市场不限于一地，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不得不关心更大的范围，以寻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某一地的失陷或许就等于一项贸易的开始、一种产品的跌价。当然在手工业并不发达、商业辐射面有限的情况下，受到影响的范围不可能很大，但无论如何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视野要超过农民，他们对统一和分裂的关注程度和反应也大大超过了农民。
商业和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俯集镇，并且联系着一个人数更多，万分复杂的市民阶层。这些人中有的有一定的文化，有的能获得较多的空闲时间，居住的集中使这些因素得以发扬，形成了一种反应迅速、影响面广的市民意识。这一意识往往杂乱无章，无奇不有，但大多包含着这样几种观念意识：忠君爱国、疾恶扬善、公平交易、因果报应、发财致富、国泰民安等。这一意识自然有其庸俗、消极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对商品经济的追求和原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因而城市居民有比较明确的国家观念和统一观念。
城市又是在内外战争中争夺的主要目标，设有行政机构、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尤其是如此，所以统一和分裂、战争与和平与城市居民切身利益的联系更加直接。在商业活动和城市生活中，市民并不排斥异族或异国，比农民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但当异族或异国以军事入侵的形式来到时，国家的观念和民族意识会使他们作出比农民激烈得多的抵抗。清军入关后，竟会在一向以富庶安逸著称的长江三角洲遇到以城市为据点的殊死抵抗，这与该地区商业、手工业发达因而有较多的城市人口，这些人口中有很强的市民意识有关。
活跃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甚至很难找到一条确切的划分标准。知识分子中的上层本身就是官僚、贵族、地主，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而其下层则接近于小地主、小商人或市民。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及现状在较多的了解，对统一和分裂有比较明确的观点。
先秦时代，百家并存，知识分子因信奉学说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立场。但除了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和庄子所崇尚的虚无观念外，其余各家尽管说法不同，却都是主张统一的。只有在由谁来统一、如何实现统一这两方面各执一词：有的主张恢复周天子的权威或重建分封制，有的则主张由诸侯中的强者取代周天子或建立郡县制。由于他们的地理知识一般还没有超出“九州”的范围，所以统一的蓝图也是以“九州”限的。
由于诸侯纷争、群雄角逐，知识分子纷纷寻找效力的对象，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运用，为自己的主子夺取霸主地位以至统一，呼号奔走，不遗余力。更有的人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周旋于诸侯之间。尽管他们的活动会暂时加剧冲突，延长了敌对双方的战争，但总的作用却是加速、加深统一过程的。由于还不存在一种公认的或钦定的权威，种种学派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派学者都只能凭借自己的本领争取机会和地位。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对统一、集权国家的形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秦汉以后，随着集权政府的确立，皇帝的权力越来越扩大，而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皇帝俯首帖耳的工具。知识分子中的少部分通过种种途径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少数人还可以进入最高层。但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对统一和分裂一类问题起直接的作用，至多只能献计献策，而听任皇帝宸衷独断。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以后，绝大多数分子完全根据儒家经典的教条来判断和处理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天下的分合在内，两千年来几乎毫无变化。
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觊觎皇权或企图犯上作乱者，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信奉这些理论的知识分子总是无条件地拥护统一政权，维护皇权，反对分裂割据，无论是起兵的农民还是叛乱的军阀。但是对“天命”的崇拜又使他们拥护一切在夺取最高权力斗争中的获胜者，而不问其以往的身分和获胜的手段。在分裂动乱的年代，他们既可以以“忠君”的原则为旧政权支撑残局，也能够以“识天命”为由拥戴新主。
这方面的典型是五代时自称“长乐老”的冯道。他一生事奉唐、晋、汉、周和契丹十一位君主，始终身居高位，俨然是一尊不倒翁。他不仅完全适应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而且经常熟练地充当交接政权的角色。他在所作《长乐老自叙》中吹嘘自己“在忠于国”，其起初含义就是只要能当上皇帝的、只要参建成国的，就都是他的效忠对象；其“识天命”的能力可谓高级。但是像冯道这样能在乱世中稳坐钓鱼台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在这种双重道德标准面前不知所措，结果在改朝换代中丢了纱帽，掉了脑袋。
儒家的“天下”，虽然也可以解释为世界或一切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更是限于汉族及接受汉族文化的民众的居住区，或者是指中原及与之相连接的农业区。所以在理论上拥有天下一切的皇帝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向汉族文化区或农业区之外扩展，因为在这一范围之外的土地不生五谷，对国家毫无益处；在这一范围之外的人不知礼义，非教化所及。从秦始皇以后，尽管中国各政权的实际疆域不断有所扩大，但正式设置行政区域的范围却变化不大，中原王朝、汉族政权尤其如此。这除了有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外，同儒家学说这种保守、封闭的天下观也有很大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的侵略宰割，不少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竟然对大片国土的沦丧麻木不仁，而对列强与“大清国皇帝”平起平坐却痛心疾首，原因也在这里。
儒家的信徒以中国为唯一的文明社会、世界的中心，对外一贯妄自尊大，直到明末清初还在怀疑欧洲的存在，鸦片战争后还把西方列强当作一群乞丐。但另一方面，对外来的侵略又表现得异常软弱。他们反对主动出击，以攻为守，以为应该以礼治天下，以德化远人；只要中原王朝政治修明，国泰民安，四周的夷狄就会得到感化，毋须兵戎相加，就会俯首帖耳，年年来贡，岁岁来朝。对游牧民族或外来势力，只要能维持皇帝和大国的尊严，不妨多赐金帛女子。甚至在丧地辱国、偏安一隅的情况下，也会以朝廷虽小，毕竟是正统所在，对方虽强，不过是一时僭伪这种逻辑聊以自慰。
儒家最重夷夏之辨，华夏（汉）族至上的思想根深蒂固，鄙视、蔑视一切外族。但是对种族的标准却不并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外族只要接受汉族文化，就可以被当作汉族对待。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当然一概被视为异邦，但一旦这些政权入主中原，就会变成可以为之效力的新朝。如果这些政权又接受了汉族王朝的传统，那就更应该确立君臣之分了。所以，投降匈奴的李陵被目为汉朝的叛臣，千古受人唾骂；而出仕元朝的文人却被视为理所当然。文天祥在宋亡后坚贞不屈，誓死不降，但并不反对他的弟弟当元朝的官。
清军下江南之初，曾受到文人发起的激烈反抗，但在恢复乡试后就有不少文人应试。而在清朝皇帝亲自祭明太祖陵、承认对清军实行抵抗的明朝官民为忠义、将明朝降臣入“贰臣传”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已感激涕零，竭诚效忠大清了。到清朝濒于覆灭时，大批孔孟之徒还在为“皇清”的“深恩厚泽”大唱赞歌，甚至对并非“汉家衣冠”的辫子也视为命根子。江南一位颇有声望的文人写了一篇《驳剪辫文》，在颂扬了“国初”辫子兵的神威以后，文章针对剪辫派称辫子为“豚尾”（猪尾巴）发难：既辫子为豚尾，那么人就是豚了；有尾是豚，剪了尾不还是豚吗？充分显示了其死硬本色，博得了顽固派一片喝彩。可见“夷”只要成了君主，就可以变为“夏”；人们不仅应该竭诚拥戴，而且要抛弃原来的“夏”，尊奉现在的“夏”。
当然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儒家的信徒，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按传统办事。正因为如此，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能够冲破儒家学说的束缚，为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在动乱和分裂时期尤其如此。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年代科学知识的逐渐传入，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世界。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一批学者对中国及其周围的世界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