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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哥们儿-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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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好多“圈内人才”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当官,每届科考选三四百人,另外更多的人不用经过考试――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

对于很多读书人可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直抒己见:“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

这是在说:一个官职的门坎前,有四五个人守望着,争夺不择手段就是必然的了,这么费力当上的官,哪会不求渔利?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

“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

――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

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向太皇太后多次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种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

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

苏东坡有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逮住的那两个军官开除军籍回了老家。

此事不光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

有次对西夏的战事,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一万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 “官官相护”的优良作风,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致使大案被拖两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的政府赔偿,结果一无所得。

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势难收揽民心。

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珂德”式的对弊政的冲锋,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夸大臆断。

但是,苏东坡无心冲顶仕途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的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苏东坡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中央。

经再三恳请之后,元佑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六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

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

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啊!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写诗文,当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

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苏东坡重回杭州,十八年恍惚一梦!

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执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

物是人非!

就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五十二岁,诗人虽然称老,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却也可算年富力强。

尤其身份地位、外部环境,更是天差地别!苏东坡领袖中国文坛已成事实,并被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世所公认;谪升仕途起伏多变,心理上也可算百炼成钢;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而今天的苏东坡,弟弟子由已经由御史中丞迅速提升户部侍郎,继而升为任吏部尚书,并赐翰林学士,已经掌握国家人事大权!

苏门可说是上下有人,风头正盛;尤其还有太皇太后摄政顶端,苏东坡此时执掌一方,有些另类“政通人和”之味道。'Zei8。Com电子书下载:。 '

但是,人生命运如杠杆,两头高低难说,中间不变,外部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苏东坡人非当初,杭州却也并不“物是”,环境逐年日变,却是逐步恶化,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苏东坡到达杭州时,竟是一派萧条,百业俱废,美丽的西湖竟也如同一潭死水。

要紧的还有: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

这年杭州大旱,收成大面积绝产,农民现在实际上是以往年存粮度日,一旦吃完呢?

市场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骤涨至九十五文一斗,民无食必将大乱,这才是当务之急。

新太守上任之初,杭州居民夹道而迎,人们不光是欲求一观东坡天下名人风采,更大的期待是能有官员复兴地方、救命百姓,现在这一切就看苏东坡的了。

苏东坡紧急筹粮二十万石,以十八万石出市平抑米价,直到次年正月,才算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

饥饿的威胁稍缓,旱情稍缓,水灾又临,苏杭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有积水者及达一尺余,百姓居无安所,又是大灾临杭州。

苏东坡开始连续七次向京城呼救,陈述灾情,吁请急速设法拨款。两次表章为“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其它叫“相度准备赈济状”。

接连的呼吁甚至惹烦了朝中所有大臣:全国哪里没经过天灾?怎么就你一个杭州多下了那么一点雨,就大呼小叫呢?何况杭州还驻有“中央特派员”,朝廷特使都一言不发,怎么就显着你苏东坡呢?

这倒是事实,苏东坡自己也从朝廷的各类官方报道中看到:周边地区的地方官们的奏报里无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越来越好”之类的喜讯,无一人据实上奏新近的暴雨和水灾。

所幸苏东坡极为太皇太后所信任,所奏必复,从其所请。杭州终于没有酿成惨祸。

但是上面照顾的实惠,大家都要分沾,这已是大宋官场惯例;救灾粮钱,层层还是被截留不少,比如有次朝廷拨来五万贯购粮款,到了苏东坡手里,就已经剩下不足三分之一了,没办法,苏东坡只好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买米,救灾如救火,人命大如天!

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

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

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机遇的,商品越是紧张便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商人的本质就是利润,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大款主导的地球是个可怜的地球!那时,灵魂也会成为商品的。

政府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政府绝对是最卑鄙的政府,以人为本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来,还是划算的多,到那时几百万贯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的。

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把粮食向饥民施舍,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

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一场大饥荒临到了没有事先做防备的大宋,竟使朝廷拨出了一百二十五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五十多万人饿死。死人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三百二十万贯。

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一百万贯用于购存“备荒粮”,不过这还是令苏东坡内心苦涩:杭州本为产米地区呀,常年每年还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现在竟沦为“吃粮靠政府”的地区了?

苏东坡发现,杭州财政上还是很殷实的,关键在于灾年有钱无处买米,如蒙允许积存一部分米,改缴同等价值的绸缎银两,当可杜绝灾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

他向太皇太后举例:前朝逢灾,因为有钱无米,曾导致五十万人饿死。“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太皇太后对苏东坡真是没说得,苏东坡所请几乎一概照准,不过政府积粮平米价的具体实施苏东坡却没能亲眼见到成果,因为那时苏东坡已经遵命半道卸任回京了。

除了救灾防灾的奏章外,太皇太后甚至还照准了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军营及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的费用。

这还不算,在苏东坡提出由朝廷拨款一万七千贯给杭州西湖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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