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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几乎不亚于高官公卿。
但是，她们也并非纯靠一脱成“超女”、姐姐尽芙蓉，大部分也是才艺双绝，有些竟在中国文学史上显露头角，重重涂抹上一笔！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这一中国独有的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名妓们创新形式，再赋予诗歌蓬勃的新生。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发挥天赋的特殊领域。
但演奏乐器与歌唱却受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大都离不开爱与情，被道德学家们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大为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从这点上说，妓女行当，对人类的“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抢救延续居功至伟！
出现了这样一种必然现象：良家女子们在孔老夫子的教导下，才艺天赋逐渐退化，蜕变为只知在家相夫教子的保姆；而妓女们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反而进化为集才艺于一身的“超女”，你说，那些花心且挑疵的男人们内心喜欢哪类？
这种自然规律发展的不公平在代代延续加剧。到了苏东坡的年代，生活里，酒桌上，公务间，已经离不开这些女中“超人”，与歌妓们相往来，已经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现象也不仅见于东方文明的国度，西方的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就极为正常了，宋代歌妓们在酒席间招待应酬，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大部分人们没有认为她们有什么下贱之处。宋代“三陪女”的境遇要比今天的同行们宽松的多，今天是要打着许多诸如：洗头、按摩、卡拉ok、陪舞、公关之类招牌的。
她们之中不乏颇有天赋者，那些爱读书、能写作、擅歌舞的，多为官员、名人、文人、学者所收藏眷养，虽非金屋玉食，但待遇一般也不差于今天宠物狗们多少，虽然命运没什么区别。
宋代的清规戒律大面子上极为严格：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而男人在外面混事对异性又有需求，这样也就只好在那些职业性的才女中去寻觅快乐了。
但大多时候，这种调情逗乐属虽然风流但却无邪性质的，不过是戏谑而已，也算是宋代的“夜总会”吧，歌妓唱的曲子当然离不开情爱，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暗示云雨之情，明言鱼水之欢，都属正常剧目。
当时杭州的诗人为歌女们写诗填词亦属业务本分，即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就连贵为宰相的韩琦、欧阳修都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篇，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例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当然，也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似乎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举止表面绝对道德规范，对淫邪敬而远之，例如：道学家程颐——苏东坡后来的主要政敌之一，在哲宗皇帝十二岁幼龄时，他就开始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但结果却不大妙：幼年皇帝也那么厌恶这类警告，十八岁时反而明白：女人不是老虎，真吃人的是所谓“道学家”。
程颐的一个学生曾论“梦魂出窍”，坦白自己在梦中曾去找女人，程颐大为恐怖，连喊：“鬼话！鬼话！”；大儒朱熹据说也是深畏女人的诱惑，曾赋诗感叹“黄祸”：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苏东坡不屑此类“道学家”，对“性”好像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曾写有下列文字：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歌妓们求诗之时，他也从未推辞过，即兴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是经常的事，如下面的诗句即是一例：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美不美？词中何曾感觉一丝淫邪？
东坡写了不少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艳诗。
宋朝的歌妓们还立了一个绝世大功：宋词能得以与唐诗齐肩媲美，军功章上应该有妓女们的一半！
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词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词，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 而宋词的发展却是依赖于歌妓，没有歌妓们的传唱，宋词怎会迅速普及流行？
对于填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此前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发展成一抒情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但杭州通判任上的东坡，却只是在此期间开始熟悉填词，这当然是由于市场需求――歌妓们需要么。
没有杭州山水，歌妓风情，东坡能否对填词引起兴趣都是难以预料的事，日后那震烁千古的豪迈雄词《赤壁怀古》能否问世就不好说了。赏析此词请耐心等待后文，此篇咱们专侃宋代妓女与东坡，不让大家被磨去了另类情趣。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酒桌填词，诗酒寄情，和女人们无非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杭州的通判任上他也并没有纳妾藏娇。
虽然有两个女人此时与他特别亲密，歌妓琴操与小女孩朝云，但才女琴操是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另一个女孩朝云，在苏东坡离任杭州那年被润之买来做婢女，当时才十二岁，后来倒是成了东坡的妾，且等以后专文详述。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对文字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这使得杭州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东坡的诗句飘逸自然，与家人游湖，他吟出：“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
同官衙僚属同游，他的诗句愉快清新：“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与西湖船夫们往来，诗人这样写到：“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这是在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青烟缭绕之中，使人似乎看到了西湖的船娘在预备饭菜，助兴诗酒。西湖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船上的菜肴无不精美非常。
杭州高等名妓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明星，婚姻自主，芳心自控，恋爱自由，接客自专，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如后来的名妓李师师，就是挂上了皇帝才得以千古留“鸡鸣”。
扯了一通与苏东坡在杭州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杭州妓女，现在该说说另一类真正的世外高人了――和尚。
杭州和尚数量虽然少于妓女，但和尚这些另类的单身汉部落，却是学问人之藏龙卧虎之所，其中不乏与东坡比肩的趣人韵士。
二十四、杭州和尚多才情
和尚这种行当很使人羡慕：不用种地，不用做工，吃喝不愁，收入不低，虽然中国的和尚们曾经自我约束说：俺们不娶媳妇、不沾荤腥！有些苦行僧甚至搞一些自我虐待来证实自己的一心向佛，但乐于干这种工作的人们还是前仆后继，趋之若鹜――和尚自有后来人！
为什么呢？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人们大多需要一种精神寄托，至少古代时很少有人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甚至担心自己死后的幸福生活能否来临或继续，所以未雨绸缪，提前修行吧，兴许佛祖能怜其心诚志坚，允许自己能永远不干活路白吃干饭呢――极乐世界就是这种无聊度日？
二是人们今天活着时的需要了，现实社会中实在混不下去了，或穷极饿极，或犯了国法，那寺庙无疑是最好的免费餐厅或庇护所，虽然寂寞无聊些，总胜于身成饿殍或囚徒。
三是人们活着的时候实在太累了，这里说的累不是指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而是指的责任感，对家庭，对社会、对后代、对先人的责任感！这是一种极重的心理责任，把头一剃，点上几个香疤，这责任便立时卸给了他人，从今之后只对数万里之外的――兴许更远得缥缈虚无――佛祖负责，那老头又绝不会亲自前来检查工作，何乐不为？
所以，济南千佛山山门的一副对联说的甚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
伴着暮鼓晨钟，经声佛号，和尚们开始只对自己的肚子负责，多轻松？“苦海”“世间”又不缺对他们供养的“名利客”与“梦迷人”人，从今幸福生活还不万年长了？
当然，任何工作都是需要对社会起点实际作用的，和尚们其实干得是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劝人向善对任何社会人也都有好处，所以和尚们也算没有白吃干饭。
这种思想舆论教育对社会安定团结大有帮助，所以我们把它冠以宗教信仰等合法词汇，最自信或最会装的老头我们恭敬他为“大师”、“高僧”、“佛爷”等等，对普通百姓绝对不会有任何实际用处的经文等玩意，我们把它封为“文化”，连古时明星和尚用过的东西都成了国宝，死后体内被烧结晶的病灶都成了“舍利子”，不由人想打心底高呼：学习和尚好榜样！
但是对于真正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不过是羞于出口的“法不治众”之现象在实践中，不信你可以设想：地球上假如只有一个和尚及十个信徒试试？那就只会出现两种情况：像大熊猫一般被保护起来――非物资文化遗产灭绝不得！再就是被关进派出所：封建迷信的残渣余孽！还不得严厉打击？
苏东坡时代是和尚们走运的时代，北宋初期的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到了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已蓬勃发展到近46万余人；全中国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和尚们的盛世到了！
具体到杭州，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