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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就职不久，便开始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尽职的官员反倒是装聋作哑才是优秀干部，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么。
前后御史台被清洗了十四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新到了执政队伍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革命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的乌烟瘴气？
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反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的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居中时常左右游移，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赐与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新法：“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的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行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便形势大变，皇帝彻底一屁股做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而且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犯了船。
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认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还哪里再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反而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筑大批官衙。其结果不还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只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百害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的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作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明显左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十九、只因言政远朝政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代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事情出现了极为正常的现象：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官员的政绩的，下级们也就自然把指标层层落实，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大家回忆现代某时期：上级要求下面以打擂台的方式报庄稼产量！就会理解一切光怪离奇其实都是合理现象了。
而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苏东坡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次奏折皆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官职虽小，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你这是在想叫那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文笔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显然可见。
苏轼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迎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个公然邪说“误国”的书生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了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持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当然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
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实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能不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第二点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
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之处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结果酷刑终于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
这显然是因为皇帝却没打算废止此法，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苏东坡不但没有遭到罢免，反而被委任了一个可以参政的兼职：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被委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
在开封府推官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此考题不用翻译解释，东坡的矛头直指宰相专权！这下终于激怒了王安石。
报复比苏东坡自己上书前所预料的还要利害：苏东坡被立即立案调查。
不过立案的理由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说传言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以经济问题作为手段，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这等高招宋代的官员就掌握的极为娴熟。
历朝历代一个真理：贪腐最遭人民痛恨！
调查是必然的，工作却不是有效的，初步结论很快做出：查无实据，未见违法事实。调查工作看来需要长期进行。
不过这也没有用，有时对干部的审查需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苏东坡还是引起了皇帝的猜疑。
在司马光被赶出中央回洛阳之前，皇帝对司马光表示：“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替东坡辩解：“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离开京师已经不可避免了，苏东坡干脆主动请求外调，王安石也就顺坡下驴从其所请。
要按苏东坡的政绩及才能、资历，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圣意，亲自下旨任命苏东坡为颖州太守，这等于提升了苏东坡一个级别。
但圣旨在王安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