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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恍然大悟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依夫人言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的远远的，发现王安石也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
据说此趣事被仁宗皇帝听说了，在宫中搞了次现场测验：一次宫中赐宴联欢，在用膳之前让大家钓鱼娱乐，把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了桌子上王安石前面的金盘子里。王安石大概不是垂钓迷，没等大家的垂钓战果摆上桌自己便开吃了，竟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全吞入肚内。
谁知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哪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
由此竟造成仁宗皇帝再也不喜欢王安石了，这就叫“自食其果”？
宋时人们一般把宰相尊敬的称呼为“相公”， 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篇故事《拗相公》，就是说王安石的。一个“拗”字，的确以最简捷的汉字概括了王安石的性格，甚至一生。
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王安石其时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两个天才之地位虽悬殊，却不可避免的开始碰撞了。
十七、七品中丞斗宰相
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在诗词上的文风极像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一个大刀阔斧，飘逸灵动；一个精工韵律，雅丽奇绝，唐时的李杜以“仙”、“圣”并称，其实把仙圣两字套用在苏王头上亦无不可。
文学方面，大家一般对东坡词较为熟悉，而对王安石则熟悉在小诗精绝，小学课本里大概就读过他的《泊船瓜洲》绝句：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王安石数易其稿，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字，最后才选定这个“绿”字，诗人精工不苟、刻意出新可见一斑。
王安石选字的故事，影响之广久，远超小诗本身。实际上王安石的另一首绝句影响更大，荣登过中共中央文件，国人几乎无人不晓！
这要感谢当时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副总理了，张副总理在他的日记里全文照录了王安石的《元日》绝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苏东坡开始卷入朝廷圣旨漩涡，是否像他故去的老父一般，对准锐意“把新桃换旧符”的王安石本人来的？不是那样，苏东坡上书反新法，属标准的对事不对人，公正的说，苏东坡就是想对王横眉，当时也没有那个资格。
两人那时还不是同一重量级，没资格一较长短包括各个方面。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比苏东坡大了十六岁，两人事实上不是同辈人，十六年的代沟决定了双方在政治拳坛的选手地位。
在苏东坡苦读寒窗追求朝廷施舍的一官半职时，王安石却不屑朝廷的数次召用提拔；苏东坡初露锋芒时，王安石文采已经名满天下；宰相韩琦有资格历练后辈苏轼，王安石却在私人日记中轻视的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的参知政事（副宰相）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被罢相，也正是这年，苏东坡兄弟永久的离开了故乡眉山，也就是说，此时苏氏兄弟再干什么活路要看王安石的心情如何了。
简述一下东坡的这次回乡葬父。
苏氏兄弟运送灵枢回川，不惜多费时日，满足了沿途畅游之愿，次年四月才安全抵达故里。老爸的墓倒是不用现修，有先见之明的苏老泉早就自己修筑了死后的安乐窝，墓穴当然与故妻程氏紧挨，入住肯定要靠儿子们了，不过东坡并未潦草送父亲入土，做了两件大事。
他在父亲安息的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绿化标兵！
修了一座专为纪念父亲的庙宇，庙内悬有父亲遗像，另挂上在凤翔任上收罗到的四件“国宝”――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据说仅造庙的建筑一半费用便耗去了家资白银五百余两，另一半还是由日后在此礼佛的和尚们筹募完工的。
这苏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史载不详，但反正当时的苏东坡没拿金钱当回事，苏洵病逝时，还没驾崩的英宗皇帝出于对东坡的欣赏，特旨赐给苏东坡白银一百两、绢一百批，被苏东坡坚决的辞掉了。
这倒不是东坡不接受皇帝的恩宠，而是儿子有意替老爸实现未竟之宏愿：当回上得台面的官。苏东坡豁上不要钱，也要替老爸讨要个名义上的官职。
这帐皇帝算的更清，马上以实际行动答复了东坡的申请，颁旨赠死去的从八品小官苏洵“光禄丞”荣耀职务，苏洵盼官一生，终于在断气后如愿以偿。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居丧期满后的苏东坡在回京之前还做了件大事：再娶新娘。
接王弗的班的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乳名二十七娘，以前见过堂姐夫苏东坡的润之当时才是个十岁的女娃，对于这么年轻就夺魁天下的姐夫，小女孩当然唯有惊奇，估计连赞赏倾慕也谈不上。
但现在她已二十岁了，对才名已经传遍天下的姐夫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堂姐撇下东坡早去，闰之芳心暗许也是极为正常的，但不管正史还是逸事都没有给东坡留下什么绯闻，这可以肯定：青年东坡生活作风方面的行为也是端庄的。
现在东坡父母双亡，自然可以自己择偶了，而续弦成功应该是由于与东坡同住的润之哥哥之撮合，小东坡十一岁的闰之就正是作了第二任苏夫人，从此她将在苏东坡宦海浮沉的生活里，扮演着甚为重要的角色：一个宁静温馨的港湾！
苏家兄弟回到京师之时，正值王安石就职朝廷参知政事，并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时年新皇帝神宗年方二十，年轻气傲，自然想有番作为，中兴国力日弱的大宋王朝，对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年轻皇帝早就心仪，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对才名远播的苏东坡，新皇帝虽然也不会陌生，但此时的皇帝选才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所以，就看刚入京的苏氏兄弟政治态度如何了，是左派？还是右派？
苏氏兄弟欲避开朝廷已经刮起来的政治风暴是不可能的，对正在实施的新法必须表态，这里没有“逍遥派”的位置，或左或右必选其一，东坡官瘾若重，极为简单：支持新政就是了。
而且此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的，王安石自负宰相之才，又兼宰相之量，既然不屑理睬苏洵的痛骂，怎会对苏洵的儿子们心怀其它？
刚回京的苏东坡被委“殿中丞”，还是在国史馆上班，论说与事实上的“国务院总理”级别的王安石发生不了矛盾，其时的宰相富弼也就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朝中的一切权力都在宰相副手“知政事”王安石手里，只要苏氏兄弟安分守己，做个稳当小官还是有可能的。
假如东坡如此，那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仅过了不足二年的安稳日子，苏东坡直接上书皇帝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变法！
就这样，与王安石之间的炸药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
十八、变法之初多创痛
王安石能得以执政其实也是不易的，对于留在京师做官，他一直谢绝任命了二十五年之久，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愿高升，声誉反而就会越高，到了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之时，王安石除了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不贪高位的声誉也同时名震京师。
王安石位居太守之政绩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能吏，同时在他的辖区也深得百姓爱戴。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所上建议改革的“万言书”不被仁宗重视后又萌生退意，恰母亲去世，他便借机辞官守丧，但是在守丧期满被召入朝之时，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若说他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王安石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脾气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
嘉佑五年初来京师，时人无不视之为奇才，所作诗文已经流传甚广，且王安石既有创见、独见，也善于言谈。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
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之也有，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由英宗接班，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显表示出对他欣赏，王安石才算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年轻皇帝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皇帝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不幸被皇帝预料而中。
依照王安石建议，神宗熙宁二年（160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东坡弟弟苏辙便被安排在了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而开始了怀疑，进而由怀疑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实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没有心里不肮脏的，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