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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这两项能生财的新法却还不是具体实施的重点，那“方田均税法”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倒是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但相较其它新政的弊端来说，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远比不上付出的多。
这样必然出现了现实中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自己是“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大多数老百姓却认为是 “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再谈具体点，对后世最熟悉的变法名词有两个：青苗法与免役法，其实这两个新法目的都是一回事：敛财。
青苗法：历史上哪个年代都有青黄不接的季节，这时的贫下中农便免不了向富农、地主们借贷高利粮款，同样也是农民的地主们便趁机以最小的投资取得了最大的高利。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便谙熟了这一点，所颁布的“青苗法”其实就是把这个高利肥肉从地主嘴里夺过来，由皇家政府享用。
具体措施是：在春耕时由官府借款给农民，收获后由农民还本付息，要说这是仁善之举，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现代银行的商业行为，而且那利息也不能算低：每季大约在20％到30％之间吧。比方：政府投资百万两白银，年底政府便可赚五十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啊，这样就成了年息50％左右的高息――注意：这债主是政府，谁若赖账？不要紧，有牢狱板子等着你。
免役法：实际称募役法，宣布可以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服国家兵役、工役，雇役所需银钱，由各地按户等高下分摊。这样既避免了原来由农民轮换服役组成军队战力难强的弊端，又使政府几乎凭空得了一大笔收入，确属一箭双雕。
国家军队原来由农民工组成的义务兵，现在成了近乎专业化士官生组成的部队，其战力当然能大大提高。所以说，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总归还是老百姓多出银子，政府增加了收入。
至于其它几种新法，制定者的愿望也是好的，看条文绝对是利国利民，制定时的口号也无不这样宣传：一切为了天下百姓！
事实上从古到今，不论何人做何事，哪怕是发动战争、挑起内斗、排除异己、祸国殃民灭人性，倡导者以及执行者喊的口号大都类似：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历史上多少罪恶不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施的？大家心里哪个没数？
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但要追究失败原因就复杂了，新法出台固然有其胎里带的先天疾病，但还是实际执行新法的过程决定了新法的成败，因为不管何法律都需要活人来贯彻执行，而大多数政策从高层到了基层没有不走样的，这就是执行人的原因，唐僧的经文从猪八戒嘴里呱嗒出来，还能不变味？
归根结底，一切在于王安石上台后组建的干部队伍素质如何，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一帮阳奉阴违的官员组成，欺下瞒上成了惯例，工资一般不用动的都成了廉洁样板，那就不管啥好法也成了一纸空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即有之。
扯苏东坡离不开他从头至尾都涉及其中的变法，谈变法离不开变法领袖王安石，尤其，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一生恩怨纠葛甚多，甚至达到故人入土也难释怀！所以，对王安石本人不得不费墨细描一番。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堪称北宋当时的火车头王安石，车头质量如何呢？
十六、奇相奇人奇风范
中国有句话，叫作“盖棺定论”，但事实上历史中好多人都不易作定论，有时政府定论了，老百姓却不认账；有时老百姓给树起形象来了，专家们又不干了。王安石便是至今未定论的历史名人之一。
王安石也应该归于出身“干部子弟”之列，其老爸王益乃真宗朝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知州等职，死葬江宁（今南京）。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被不断的全方位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戏剧舞台上曹操类似的“白脸奸臣”，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通篇“荆公”为之翻案，尽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缺点也开始闪光――这是国人通病：给历史人要么起名“高大全”，要么被指责尸臭不绝、阴魂不散。
其实对一个已经闭眼入土的人来说，你搽粉也好，毁容也罢，都没多大干系，史实不会由于后人怎么胡说而改变，文人笔下的先人无非是他自己心中的形象；政权树立的死人形象更是把古人们加工成了服务员，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已。
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树建。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等其实不过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个另类，另类的出众拔类！
道德人品：王安石可称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至今罕见。
但他却难得看得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有关名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始，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不是什么官迷。
但老王在刚愎自用方面也的确冠绝当时，天下之大，大概王安石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唯一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了。
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逢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老王就会毫不客气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却也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极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约取、擅长“工巧”的特点在北宋诗坛卓然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构成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
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的政治树建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的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着实在令人无语信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担心什么触动贵权，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没有睁只眼闭只眼的姑息养奸，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的希望所在，甘当被忠心牧羊犬圈养的动物才是做人最大的悲哀。
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东坡的老爸却对他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的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嘉祐四年（1059）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看放在了一边，六年被迁知制诰，不到二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活《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老苏也多事，你关注一个与你不相干的人仪表邋遢干吗？
老苏倒不是凭空捉影，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他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是否那些漂亮MM因此而疏远这极不讲究的另类？以至老王终生与二奶无缘？
看来也不是这样，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考虑到老王辛苦国事，疏忽性事，专买了个靓妹进献给丈夫，晚上靓妹上床工作，老王突然发觉换人了，惊问：“怎么回事？”
靓妹回答：“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纳闷：“你是谁？”
靓妹含羞介绍自己：“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的一船官麦沉船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赔款。”
王安石追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没说得，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她丈夫退还。
看见了吗？老王比大多数官员都有一手：能顶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
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有后人说：不幸被老苏言中！
但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
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的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是否介甫最爱吃鹿肉丝？”
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朋友解释：“发觉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
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摆在他正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