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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片刻，陈默然摇了摇头说道：
“村公所所兼职档案员、邮递员，又要调解一堆小纠纷，应该算是公务员。话说回来，按照帝国近卫军军律的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津帖是八元钱，服役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津贴两元；又五年退为后备兵，津贴每月一元；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五年除其军籍，……”
在很大程度上，近卫军作为常备军建设时，参考了北洋陆军的组织条例，尤其是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的规定上，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没有义务兵的先例，而且军人的历史地位低下，所以建立“义务兵役”时，同样参考了北洋陆军的建设，最终这种义务式强制征召和雇佣兵式组织成为了近卫军组织的特点，每一个士兵从服役那天起，国家就和其“签订”了长达十三年的合同，在这十三年中，士兵即便是退役也能从国家领取军饷，应该是津帖。
而得益于军人地位的提高，以及种种优惠待遇，士兵的征召，从来都是征召最优秀者，毕竟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都需要服兵役，接受兵役考校，而那“百亩免税”更是农村子弟在考校时拼命做到最好的动力所在。在种种努力下，现在的近卫军可以说，云集着中国身体素质最为优秀的农村子弟。
在陈默然的计划之中，在推行全国“军国化”的过程中，在乡军人将来担负起维护国家基层秩序的核心，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军属都享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待，比如军人家庭免除农税，军人家庭可以悬挂“皇家龙纹徽章”等等，而对于农村家族而言，本家的军人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决定一个家族的农税减免数量，毕竟每个士兵都有免税百亩的额限，而这百亩免税田的田主则都是士兵在本家内自由选择。
也因这些优惠条件，才会使得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的社会地位方才得到真正的提高，而并不是仅局限于“法律字面上的“军人”是光荣而且神圣的”，而现在，根据他的那一要求，军人将进一步神圣化。
“所以，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津帖，而且这样的话，每过几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军人进入村公所，可以说这样的安排，不需要中央和地方支出额外的经费！就像现在的教师一样！那些皇家教师不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工资吗？”
“嗯，现在村自治会中，老师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管明棠如实的说道，在新的农村士绅阶层中，“皇家教师”可以说是最近十年中才形成的一个阶层，他们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负责协助县政府管理乡间，甚至还担负着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
“陛下，如果军人进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会还要为军人留出席位，会不会对自治会造成冲击？”
摇着头，陈默然抬眼看着管明棠：
“那些在乡军人，并不会垄断一切，而且各村每年从通过本村军人受益多少？帝国常年免税耕地超过两万万亩，受益的都是军人家庭吗？不是！其中七成以上，受益者都是同族之人，他们通过军人受益，在乡军人为什么不能进村自治会，而且他们进入村自治会，是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军事化、纪律化的，仅只依靠皇家教师很难做到”
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十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5％，而现在是6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陈默然深吸一口烟。
“所以我的打算，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府自治，中央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蒋百里，这位陆军参谋长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管明棠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陈默然朝蒋百里看去。
“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生的最终目的！”
在提及国民性改造的时候，陈默然只觉胸中一阵激荡，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在后世，每每一提及“国民性”时，人们就会想起鲁迅，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不过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在历史上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直到百年后改观仍旧不大。为了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运动和尝试，可唯一没有尝试的却是最为有效的东西——国民军事化！
国民军事化，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式改变，或者向这学习，向那学习，军事化的训练、生活，却可以教给人们一种习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习惯，军事化的训练、军事化的生活、军事化的国家，而在这个过程，还可以培养普通民众的纪律精神和团队意识。
而且还可以通过那种军事化国民生活，使得国民拥有一个健康的底子，身体是一切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在教育部中推广着军国民教育的蔡元培，在沉思片刻后，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
“不过在全国推广国民生活军事化，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多少经费？这并不仅仅只能依靠在乡军人，而且各级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团体，而且，如何激发国民主动参与训练，仅仅依靠强制措施，显然不太现实，这些都需要考虑了。”
蔡元培的建议，让陈默然回头提醒身后的速记员：
“记下了吗？”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方才神色淡然地转回来道：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何让在乡军人进入村自治会？”
一声反问之后，陈默然摇头说道。
“仅仅依靠一道朕签署的命令？军人虽有皇家军人之名，但他们和老师不同，师如父，有这个传统在这，老师的地位本身就高于军人，加上“皇家”之名，他们进入村自治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只依靠一个命令，还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要不然就弄一个治安官吧！那些军人在退役之前，接受三个月的司法培训，让他们出任村治安官，现在村治安这一块是个空白，这方面可以同司法部协调一下，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身份的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社会地位的问题。”
一直思索着在乡军人身份问题的蒋百里适时的建议道。
“如果中国所有的农村治安官都由在乡军人担任……”
在内心里，蒋百里不禁憧憬起来，只有到那时，一个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方才有可能建立，现在中国的军事动员体系，并不算严密，在城市还有警察局协助动员，可是在农村，现在中国的农村，依如千百年来一样，都是“放羊”式的管理，仅依靠乡间的自治，顶多就是加上老师们的协助管理，但这却很难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军事动员体系。
“而且还可以组织村与村的军事技能竞赛，竞赛的奖励可以抽出一定比例免税田，利用村社的集体荣誉感和集体利益，通过军事技能竞赛去督促各村主动参加比赛……”
“那胜者免税田的分配呢？最后如何落实到每一家的身上？还是让少数人从中获利？”
管明棠立即反驳道，早在成为总理大臣之前，主持财政部的时候，对“军田免税”的制度，他就颇有微词，因为军人家庭受益有限，受益者往往是各村族的大户，而那些社会地位高，在本族内影响力大的大户中，还不一定有人在军队服役。表面上，那些“免税军田”是由士兵自行决定受益者，可士兵们却要考虑到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