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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将军一病不知事后，李晔赴北京看到将军成为躺在床头没有语言、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的情形后，他一悲之下从此离开北京，将家搬到胜利油田所在地的那个东营小城，开始了半隐居式的孤独生活。
“不能跟首长说话了，我还留在北京干啥？这样留在北京比死还难受。”李晔对将军的那份情超越了秘书与首长的关系，超越了亲人和友人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将军的，将军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为这，李晔常常当众恸哭——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怎么着也是省部级身份的高级干部、一个经历了无数沧桑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在我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晚辈面前，能毫无顾忌地说哭就哭，说怒就怒——我还是生来第一次见这样的人。
李晔哭什么？为何而哭？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他为将军一生的大起大落而哭，为将军后半生最大的愿望——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在全国建十个大庆的夙愿未能实现而哭，为今天中国的石油资源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而哭……
将军也有大起大落？将军也有宏伟的夙愿没实现？这是我初见李晔时内心存有的极大疑惑。
“当然有。”老人告诉我。他拿出一份几年前写给中央领导的信，让我读——
石油之兴衰，关乎国运。事之成败，关键在人。我们大半生拼搏在石油战线，对石油有深厚感情，我们恳请党中央、国务院更加关护石油、支持石油，任用对祖国石油充满信心的得力干部，制定发展方略，特别是制定鼓舞石油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发挥第一线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以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步伐，则国人之幸，民族之福……
“这样的信，我写过几回。这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诉说中国石油建设的血和泪……”老人说到此处时，一声又一声扼腕长叹，拄着拐棍在房间里不断走动起来，无限悲愤的激动之情昭然可见。
“每每想起首长，想起他生前想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在全国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时，我经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然后号啕大哭一场……”老人开始拭泪，继而双手伏在膝盖上久跪不起，那双瘦削的肩膀竟然在不停抽颤。
其情其境，让人心酸不忍。
“六年了，我们几个老家伙行程4万公里，访遍了祖国陆上、海洋所有油气田（台湾除外）。收集各类资料近300多公斤，接触访问了700多位石油职工。其中，深入座谈研讨的石油界的局以上领导干部与资深专家学者就有100多人。为啥？就是为了想把这些年来中国石油事业上的成功与教训向世人作个我们认为正解的解释。新中国石油事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自给自足时代，现在我们每年则有近一半原油要进口，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这些老石油人最忧虑的事。我们是过来人，了解中国的石油工业状况，所以更怀念余秋里、康世恩时代他们留下的中国石油开发思想。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说，如果当年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们制定的石油战略思想得到很好的延续和执行的话，中国的今天会更加强大和繁荣。可眼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制约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的能源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大家不都看到现在国家一年比一年用电紧张情况吗？而在能源中石油总是第一位重要的，可现在原油缺口之大令我们更加担忧……”一旁的郑耀舜先生对我解释道。
李晔、郑耀舜和毛华鹤、王福臻四位在石油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费尽心血要向国人“聊聊石油”，到底想聊清些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耿耿于怀的还是当年将军和康世恩等老一代石油开拓者和领导者对中国石油的战略思想和后人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种战略意图所带给现实中国石油大量进口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像胜利油田这样的好油田到底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和与之延伸出的在“全国建立十来个大庆”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争论上。
让我们来听听李晔他们是怎样“聊”以上那些好似石油问题其实是中国经济建设全局的方向问题的——
关于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战略思想，是1984年2月胡耀邦、余秋里明确提出，到1986年1月由康世恩主持正式编制出来，历时近两年。而酝酿与议论这个规划，时间则更久远，并有着更深刻的背景与渊源。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按照国务院指示，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编制石油长远规划和“四五”计划纲要时，就将我国石油与美国石油相比较，提出了两国国土面积与沉积岩面积基本相近，石油储量与产量也应基本相当，即年产四五亿吨石油（十来个大庆）的设想。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5月，中央在大庆油田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余秋里与康世恩经反复研究，由康世恩在大会提出“在20世纪末石油工业要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当时既符合华国锋有关经济建设要“四个一点”的要求，也符合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精神。1977年5月，在大庆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参观大庆油田地质科学展览馆（地宫）。在一幅很大的全国石油地质勘探远景图面前，感慨地说：“我们国家如能搞到十来个大庆该多好！”1977年7月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的《胜利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规划汇报提纲》。其中写道：“油田党委集中了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华主席和党中央号召的心愿，反复研究，决定在1980年提前将胜利油田建成一个大庆式的油田。……1980年建成一个‘大庆’的总体规划是以老油田为基础，实现高产稳产，现有资源建成并稳产2000万吨；以济阳、临清两大凹陷为主战场，坚持古潜山、二级带、深层三个勘探方向，新增地质储量20亿吨，新建原油生产能力3000万吨。设想在三年内逐步形成东营、沾化、惠民、临清四大油区，实现5000万吨的目标。”1978年9月1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第三次到大庆视察。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你们要加快找油，加快找气，找到更多的油气田，我们有5亿吨油就好了，搞十来个大庆油田还是很不容易的哩！”从1981年胜利油田打翻身仗以来，搞“一个大庆”的议论又开始热闹起来。其中余秋里起了倡导与鼓动作用。如前所述，他在这几年的讲话与活动中都提过胜利油田的奋斗目标：——1981年8月，在胜利，余秋里讲：“胜利现在账面上有储量11—12亿吨，如果再找到两三亿吨，加起来就是14—15亿吨，相当于大庆当年储量的一半。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注：胜利油田1985年产油达到2705万吨）——1983年9月，在胜利，余秋里又讲：“从长远讲，胜利油田搞到40亿吨左右的储量，搞到6000万吨左右的规模，也就是搞个“大庆”或“尼日利亚”，应该是有条件的，是可能的。具体时间、具体范围不说死，作为奋斗方向，应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应当提出这样的战略目标。”（注：经专门机构核定，到2000年胜利油田累计探明储量为40亿吨）
简单地割断历史论事容易片面，关于石油工业的发展更是如此。新中国的石油发展从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不到石头时要小心谨慎，石头摸准了就要快上。”这是将军的经济学思想之一。
1984年2月11日，心系石油事业的将军虽此时身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却仍然时刻想着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宏愿。他随胡耀邦总书记（其实我猜测，应该是将军“鼓动”胡耀邦更准确些）在结束广西边境度过春节后，经南京直飞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同样满怀一腔“石油情”的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和中国石油事业倍加关怀。他一到胜利油田就在石油工人中间搞调查研究，听他们讲自己的艰苦奋斗史，向他们打听油田的发展前景。当天晚间，胡耀邦欣然挥笔写下了“一部艰难创业史，百万覆地翻天人”的题词。
胡耀邦同志对胜利油田的了解和熟悉是从将军那儿获得的。还记得本文前面叙述过的，在五十六年代时，他这位住在将军后院的团中央书记时不时经常出现在秦老胡同之景？关于胜利油田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早在1982年2月的一天，胡耀邦、将军和李晔等人就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根据李晔录音整理）：
将军：我给你们当个参谋，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国960万平方公里，400多万平方公里能够找油，领域大得很。你们胜利油田搞了20年了，应该有经验了。有700平方公里的油田面积，20多亿吨储量。要当个大庆来开发。因为大庆（当时）也只开发800多平方公里，24亿吨储量……
胡耀邦：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搞第二个大庆，那我们80年代就大有希望，这是个重大因素啊！提建设十来个大庆，想是可以这么想嘛，怎么不可以这么想呢？只是当时估计得过于乐观一点。
接着，总书记和将军两人头挨头地掐着指头算起搞十来个大庆的账来。
胡耀邦：东北算两个，胜利油田算一个……90年代搞它五六个，六七个……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更多的石油，比如说本世纪能够达到3亿吨，甚至更多一点，那么，我们翻两番就有了更大的物质保证。物质保证的条件很多，但是如果石油能搞到3亿吨，那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胡耀邦回过头来问李晔：你们今年想搞到2000万吨？
李晔答：我们想搞到2050万吨以上（实际产油2301万吨）。
胡耀邦问：你们什么时候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