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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急了。一为将军的生命安全，二为没有将军等人帮他支撑国家机器而急。“全国上下这么乱，现在只剩下连我才两个半人在抓经济，我算半个，李先念算一个，余秋里算一个，可你们还没了没完地批斗余秋里，国家的经济、企业的生产还要不要抓了？你们小将造反不也要吃饭嘛！”周恩来苦口婆心地一次次上造反派头头那儿或者批斗现场去做说服工作。但林彪、江青和陈伯达暗中指使的造反派才不为此所动。“打倒余秋里”的口号和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各路造反派还专门成立了“斗批批”联络站，即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而且声称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余秋里、谷牧。接二连三的批斗，使得本来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将军回到办公室后连端茶杯的力气都没有。至于响彻耳边的各地求救电话和雪片似的催促电报，他都无神回复。
“再不准参加批斗会了！”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到现在连个检讨都没写嘛！”造反派跟周恩来纠缠。
“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检讨，给他们一些时间嘛！”周恩来既说了实情，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回应造反派。
“可我们知道余秋里一不批斗他，他就忙乎抓生产……”
“他不抓谁抓？我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周恩来严正驳斥。
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也许出于某种考虑，仍然让将军和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谭震林等人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城楼也要打倒！”陈伯达一副无赖文霸嘴脸。
将军不仅没被造反派停止批斗，而且不知何来的“杨、余、傅事件”，使批斗他的大会参加人也增加到了10万人。这回“文革旗手”江青亲自出面声嘶力竭地在高音喇叭里诬陷将军。但有一点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是没有想到的——他们反将军更加猛烈，毛泽东却再不曾发过话，相反在又一个“五一”庆祝大会上让其露面。196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沈阳军区、南京军区读书班的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拟的陪同接见名单中，有意不提将军，想让人相信“余秋里真的已经打倒了”。可毛泽东审阅时发现了，说：“还有余秋里嘛！”
将军就这样参加了陪同接见。奇怪的是在第二天见报时，一串长长的陪同接见名单之后，出现了这样一行字：“还有余秋里等同志”。显然这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一伙想的邪招，他们既不敢惹怒毛泽东，又用这样的话把将军打入“另册”。
“还有余秋里”于是成了在报纸上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新闻经典语”。有趣的是：在我采访将军家人，请他们谈谈“文革”中的经历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模仿着广播员的嗓音，绘声绘色地说着“还有余秋里”这句话。
这是极其耐人寻味和具有讽刺意义的。
其实“文革”十年中，我们的国家机器之所以还在运转，靠的就是余秋里等人，而并非“还有余秋里”。然而“还有余秋里”这句话事实上也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当然与其说毛泽东说这话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还不如说晚年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完全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而不断犯错误之时，他并没有忘记老百姓要吃饭穿衣这件事。“还要余秋里”其实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
“还有余秋里”，是“文革”十年和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一个特殊政治现象，有着深刻的含义。本身便足可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因为自大庆油田之后，是周恩来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还有余秋里，”能让一个人最高兴，他就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有了这话，就等于有了一只左膀右臂。中共九大时，他推荐将军进了中央委员。1970年正式任命将军为国家计委主任。1971年林彪叛逃，毛泽东终于清醒了一些，对“二月逆流”作了彻底平反。压在将军头上四年之久的大帽子也随之被摘掉。
至此，中国在“三五计划”五年里，像艘失去航向的破船，在一次次触礁碰壁之后，摇摇晃晃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它最终没有沉没，功当归结周恩来的高超智慧和将军等人对党对国对民赤胆忠心，忍辱负重、硬挺着腰杆的鼎力辅助。
走访当年与将军共同在国务院和计委工作的顾秀莲等“过来人”，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许多普通老百姓及现有的历史书上不曾记录的事情：
比如像首钢突然停产时，问来问去到底什么原因时谁也说不清楚，眼巴巴地看着一个支撑首都经济建设大厦顶梁柱的国有大企业瘫痪在那儿。是将军亲自跑到车间，从一个工人那儿得知是一只老鼠钻进了配电盘，造成短路烧坏了机器。原因找到了，首都的高炉重新燃起烟火……那个年代就这么可笑。一个堂堂国家经济“计划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竟要去干这么简单的事，但当时还真得有人去干哪！
当然将军更多的是干的大事。比如，大型企业出现混乱时，将军及时向总理提出“必须用军管”的形式保证正常生产。后来毛泽东采纳了，这才使众多主要的国家机器能够得以运转。军管的初始是为了实现经济运营目的，但后来的军管深入到了政治领域与其他行业，情况就完全变了味。
将军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以自己在军队里的关系和影响，通过“老战友”们的“帮忙”，解决了多少地方的燃眉之急，这是外人所不知晓的。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文革”十年中，石油战线曾经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煽风点火搅得极度混乱，如大庆油田武斗造成的惨案触目惊心，仅打死的就有一二百人。将军闻讯后心如火焚，又一下想不出办法。有一天周恩来满头大汗地找到他：煤炭上不来了，铁路要转不动了，工厂要停机器了，国防兵工厂也快关门了，得想个法子呀！总理问将军：现在就得想法多生产点油了，有没有办法？
将军是“石油元帅”，他一想说：在大庆油田开发初期，为了实现长期稳产高产，我们只开发了萨尔图油田，把喇嘛甸子、杏树岗油田作为“大仓库”留了下来没开发。总理听后大喜，说：为了保证北京、上海和辽宁等重点地区和一些重点企业的生产得以维持，只有多烧油了。“立即开发大庆喇嘛甸子油田！”周恩来命令道。
好嘞！将军接令后迅速通知石油部。而在这个时候，将军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要解放一批被打倒的石油干部和石油专家们，还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许多标杆红旗。
王铁人在“文革”初期也是被整得很惨的，造反派为了打倒将军，涂黑大庆红旗，就把王铁人打成是“工贼”、“政治大扒手”，甚至诬蔑他“乱搞女人”，目的是搞臭这位大庆标兵。批斗王铁人的大会声势也大，造反派说当年余秋里搞会战、树铁人有万人“誓师大会”，现在我们批判王进喜起码也得这样的声势。于是他们别出心裁，举行了一个“打倒政治大扒手王进喜誓师大会”，在全油田设了一百多个分会场，要求油田职工尽可能地参加。王铁人被造反派们戴上用钢筋和套管管箍焊成的两米多长的高帽子，站在三个叠起的方凳上弯腰九十度。高帽子又长又沉，造反派就让时任石油部副部长、大庆工委书记的徐今强扶着。会上批斗王铁人时，造反派要他承认“十大罪状”，承认“余秋里是黑后台”。铁人不从，有人就上来把凳子踢倒，把铁人从高处摔下来。如此惨无人道的场景，让许多工人、家属看不下去而流着泪悄悄退场。王铁人也真奇，竟然没死没伤。事后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王铁人顽皮地笑笑，说：“当时我耳也听，眼也看，特别注意警惕从哪一边出来人踢凳子。他一踢，我就跳，防止把腿和腰摔断了。我是钻井工人，断了腿和腰就不能为国家打井了。”瞧，多棒的中国工人代表！将军得知王铁人惨遭迫害的消息后，不时借机在总理面前提及他。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过问下，王铁人被“看押”在解放军的一个农场里——实际上周恩来和将军把他保护了起来。王铁人也不愧是条硬汉子，他哪呆得住？趁解放军看守不备时，悄悄跑回了油田。见钻井工们都停工了，着急啊！于是他一个井台一个井台地给工人老哥们讲不能停产的道理，使多数钻机重新恢复了生产。然而造反派是不甘心的，他们煽动部分职工继续停产“闹革命”。这期间大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故频繁发生（有一年曾发生过化肥着火，一次烧死一百多人的惨案。而且一向稳产高产的大庆油田发展到1970年时竟然全年第一次欠产18万吨没有完成计划任务。用当时主持一线生产的副部长唐克的话说，这是“齐天大耻”）。
大庆油田面临最危难时刻，铁人只身跑到北京。将军穿针引线，铁人见到了总理。总理说我现在忙得连身子都抽不开，你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星期后我再见你。将军那时一边要被造反派揪出去接受批斗，一边要抓各地的生产，但还是专门抽出时间在京西宾馆坐下来听王铁人的汇报。看着满脸疲倦的老部长，王铁人心如刀割，可又不得不把要说的事倒出来。
停产？大庆也要停产闹革命？将军默默地重复着王铁人反映造反派们的话，紧锁眉睫。
有个跟王进喜一起来的群众代表情绪很激动地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