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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非支那领土，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以满、蒙非支那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支那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①
摘引虽不足十分之一，但日本田中内阁的侵华意向已十分明确。奏折中的许多设想，后来一一验证，因而中国人有证据指认：《田中奏折》是日本人此后二十年间的扩张、侵略蓝图。
说起《田中奏折》的披露，其间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事关国运，故不可不叙。
故事还应从日本说起：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摄政王裕仁继任天皇。改元“昭和”，取自中国《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1927年昭和元年，3月，日本爆发金融危机。4月20日，若槻礼次郎下台后，田中义一继任首相。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也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田中内阁积极策划侵华方略。从中国方面讲，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4·12”政变，让参与北伐战争的两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与南方政权对立的北京政权，时在亲日的奉军首领张作霖把持之下，但为了抵抗南方政权，直、奉、皖各派军阀又达成了临时联合。总之，田中义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既四分五裂、又疲弱不堪的国家。兄弟阋墙，偷儿上房，这对日本人是个千载良机。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集军部各省及驻华公使，领事一百多人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密谋对华政策。参加会议者除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还有外务次相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陆军次长官田俊方、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等人。会议期间，发了十余份文件，最后一天即7月7日，田中义一作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会后，田中义一依据这个“纲领”，并将“纲领”不宜载入、因而更不宜对外张扬的重要决议写成专折，上报裕仁天皇。
《对华政策纲领》是一份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文件，虽用了一些外交词令掩饰侵略意图，但图谋中国之心，昭然若揭。先看这“纲领”的导语：
——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它的实施办法，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现在，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指示当前的政策纲领如下。
按：“纲领”是把“中国本土”与“满蒙”割裂开的，这是为日本侵吞“满蒙”（即中国东北全境）制造舆论。
再看“纲领”的重要条款：
——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之维持和平及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居，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七、（不公布）我认为，如东三省人自己努力，达到稳定东三省政权，此乃最善之计。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②
按：第六条的“特殊考虑”即侵占。第七条的“最善之计”为扶持汉奸政权。第八条的“予以保护”即在引发中国反抗或国际干预时，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条那样的内容是“不公布”的，可见“不公布”的尚不止这一条。秘密会议，商定秘事，这引起各国注意。会议期间，各国情报人员及新闻记者进入日本，云集东京，一探究竟。由于日方防范甚严，探密者一无所获，但外界都哄传着这次会议包藏大计划、大阴谋。
1928年6月4日，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行至皇姑屯时，一声巨响，车毁人伤。待侍卫将张大帅抢救回沈阳帅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灯灭。张作霖曾经“亲日”。但当日本人依照他们的“纲领”意欲鲸吞中国东北时，张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关东军首领对张作霖绝望了，他们要除掉张作霖，造成东三省群龙无首的局面，以便乘势夺取东北。
张学良从天津赶回沈阳，侦知了是日本人炸车行凶。国恨家仇，积于胸中，在沉痛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亦坚定了与日本人斗争的决心。为了破悉一年之前“东方会议”的谜团，张学良综合国内、国际方面的信息，已经在数月前启动了一个侦察计划。他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他的秘书王家桢，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日本“东方会议”的密件。
1928年5月，东京“蔡丰源商行”的老板、《日华杂志》的创办人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一盒糕点。剥开糕点，发现一封密信，略谓：“日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即王家桢字。
王家桢将如此机密大事托付给蔡智堪，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于台湾苗栗县，十一岁随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青少年时，倾向进步，190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曾与陈少白一起到横滨码头欢迎，后加入同盟会。大学毕业后，自开商行，自办杂志，自备货船进行中日间的贸易，成为联络广泛的富商。1927年，他认识了王家桢。1928年春，被王家桢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的“驻日办事员”。这“办事员”，即是“情报员”。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三郎，这是一位长期接受蔡智堪经济支助的政客，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几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军部乃一群莽汉，若由其实施《田中奏折》，必导致中日开战，弄不好将会危及天皇制国体哟。”床次本对军部不满，一听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动方案：由蔡智堪出资，宴请诸元老，共议对策；由床次做外围说服工作；得到奏折，由蔡智堪转出发表，让天下共知田中内阁及军部阴谋。
后由床次说通内大臣牧野申显等元老大臣，他们同意让蔡智堪抄出奏折密件，公布于世，以阻止军部胡作非为。鉴于奏折藏于皇宫，牧野推荐他的妻弟山下勇（时任皇家书库管理员）取得入宫通行证并带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时50分，蔡智堪以一个补册工的身份携带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证”进入皇家书库，随身还带着黄色册表大小型三、四张、绿色绣线数团、钢锥三支、大小针一包等这些标明身份的道具。证件真实，道具齐全，蔡智堪顺利通过了直达书库红叶山下门的长桥，等在门前的山下勇带着他进入书库。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折》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胜！蔡智堪静下心来，将透明碳酸纸蒙在奏折原件上，一笔笔用铅笔描出。
就这样描了两夜，《田中奏折》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数日后，蔡智堪将奏折抄件放在皮箱夹层里，前往沈阳。下车，即直奔沈阳小西关外的王公馆。③ 王家桢见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桢派人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中文，并立即呈送张学良。张学良命交“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二百册，分发东北军高级将领阅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桢携带四册《田中奏折》赶到南京，将其交给中国最高当局，这必然对中国当局的外交防务决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刊出《田中奏折》时，这无疑又给全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
蔡智堪，作为旅日华侨，其爱国之举，功同日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政府矢口否认。但他们追查这次泄密事件却雷厉风行：以山下勇为首的二十八个人被解雇，蔡智堪被捕。因为山下勇失业，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2。5万元的生活费。好心无好报，这个山下勇后来竟在蔡智堪入狱后强占了他的房子，最终亦拒不归还。蔡智堪入狱后，他的200万美金的资产全部被日本当局没收。由此也反证了由蔡智堪描出的这份奏折是真实的。因为真实，让日本政府难堪而被动。
二十多年后，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折〉》的回忆。1960年11月，另一个知情人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④ 虽然细节陈述不同，但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了《田中奏折》是由张学良策划，由王家桢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转王氏，此后才大白天下的。因为在1929年12月公开发表田中奏折时，世人并不详知奏折披露内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贼心虚，故缄口不言，惟以报复蔡智堪为能事。后来，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财而不免灾。数年后回台湾，又不事张扬，所以国人多不清楚他的爱国义举。
蔡智堪清贫以终。生前留有《明志诗》，数十年后由其子蔡咸源公诸于世。诗曰：
多年苦难事，忠贞到盖棺。
不将双行泪，轻向子孙弹。⑤
中国台湾网于2000年7月1日，发表“台声”文章，题为《为保全国家而倾家荡产的“情报员”》，纪念蔡智堪。
阎延文长篇历史小说《青史青山》中，亦详述蔡智堪生平业绩。虽然迟了半个世纪，而历史的公正性，仍然让国人心头一暖。追述这段“情报史”，意在展示在国难将作之际，中国并不乏机智、勇敢、无畏、献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还在于揭示少数人的警醒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国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对人民灾难、国家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