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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状也惨，发人一叹，但对照上节太原杀传教士冷酷无情之状，可谓一还一报，上苍有眼。赵、毓二人，妻妾皆殉，赵妻自尽，毓妾逼殉，毓贤残无人性，可见死不足惜。
在受惩诸大臣中，赵舒翘上贼船源于投机软弱。倘在涿州视察后实话实说，不附端、刚之翼，或可贷一命。处死赵舒翘后，慈禧亦有怜悔之意。载勋、英年与赵舒翘同一个月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同一方式（赐自尽）死。
有两个最该杀头而逃脱死罪的，是端郡王载漪与甘军首领董福祥。载漪与其弟载澜，永戍新疆，后走蒙古，实为慈禧太后私纵。董福祥兵权在握，西安又是他的势力范围，故仅夺其官，命归甘肃，做起了塞上富翁。
慈禧太后，也是受了历史惩罚的。生活的苦难，西狩途中已备尝之。出京三日，仅食三枚鸡子，由此见乎一斑。最可惜，她藏在宫中的连城之珍丢了，她身边的肱股大臣散了，她灭洋的美梦破了，她扶植的“大阿哥”垮了。倒行逆施，百事不顺，一贯自以为是、令行禁止的皇太后，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开始服软认命了。一次，与吴永闲聊义和团入京后猖獗情形，竟也自认为是“纸老虎”。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了戊戌政变，庚子拳变，慈禧重又确认了变法图强、新政治国的中枢路线。吃一堑，长一智，晚年慈禧，较其前半生，已稍稍进步也！
“罪”与“罚”的话题，从封疆大吏追到中枢大臣，又追到最高决策者，似乎理清了线索、分清了责任，再也无话可说了。不妨听听慈禧太后的检讨：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一段话，说来漫不经意，因而没有引起史家注意。其实，这是对庚子之变（拳民之乱、联军之祸）的最真实总结。冲着这份自我认识或自我检讨，慈禧太后就不再是一个讨嫌的老夫人，起码在她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中国所有的领袖级政治家又有几人有这一份诚实与明白？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性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炮炮轰大使馆。·輭·輱·訛 如果用了这种大炮，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性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接。本不相容的两种势力握手言和后，原有的相互压力亦随之消散，这有如无数的压簧，一瞬间解除了压力，自然的反弹，必会引发全局性震颤。一层层煽惑，一层层谣传神异，义和团精神竟然变成了国家精神。在那一刻，举世皆醉，无人敢醒，连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政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驻于京师，只有聂士成一军游击于京津防线。加强京师驻军，一为对付义和团，一是围攻大使馆，于理尚通。宣战诏发出后，大沽、天津一线，首当前敌，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线，也还是重津轻沽，致使八国联军轻取大沽后，又轻取天津。这是裕禄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误。
说无备而战，大抵还受了“弱国轻强敌”思潮的自我欺骗。相信了义和团，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咒御敌（如《闭火门神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夸大了义和团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将正规军备战视若儿戏。下面有一份武器清单，是天津城西西沽军械库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馆区的西摩尔，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惫，溃不成伍，这一天，抵达了西沽。瞎猫碰上死老鼠，竟发现了一座清军军械库。一枪未发，守库的几个清兵就逃了，西摩尔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编制这份武器清单的是一位意大利军官，所以这清单自然落到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手中，意公使将这清单复交英国驻华公使，英公使再呈给英国政府，于是一份中国的兵器清单变成了英国人胜利军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2。24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1。85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1。45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