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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鲜纠纷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谈后，李鸿章便凭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触，断言伊藤有治国之才，断言日本将要走向富强。也许出之忧国的责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折上奏道：
日使伊藤议定专条初四日会同画押……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亮起一盏红灯：仅限于军备建设的单项改革是没有保障的，回避政治改革，怎么绕，也上不了富民强国之路。
其二，历史上的中华大国习惯与弱邻相处，于是有藩邦依附、万国来仪的尊贵。日本强大，中国多了一个强邻、多了一个心存觊觎、难于相处的强邻。家可择邻，国不可择邻。如何与强邻相处呢？如何将和平外交与加强军备协调统一呢？
甲午战前的中国朝廷，从未思考过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败局已定，又在朝野诱发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顾历史，甲午前的中国，沉睡于“昨天”的战备，蒙昧于“明天”的战争；有大国心态，但无大国攻防；即便洋务运动催发了海军建设，却并未改变中国的“陆防”与“陆战”惯性思维，纵览从华南虎门炮台到辽东旅顺要塞的万里海防线，全是作“陆防”经营的。有北洋海军，仍然不争黄海制海权。结果，敌人从海上来，一场近在中国陆防线的海战，便在中国人理念中的“境外”决定了胜负；恐惧扩大开来，连中国军队久练久熟的陆战，也打一仗败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战最鲜明地印证本书“大国无兵”的主题。
当代有一句流行语：与狼共舞。
中国与日本为邻、与坚持“军国主义”的日本为邻，肯定是“与狼共舞”。
知道怎么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枪，有壕堑，有篱笆，有专职牧羊人值勤，并有待时而动的长效斗狼机制。
羊有羊的草场，狼有狼的山林，尽管羊与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给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间。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选择邻居、且又不能改变邻居的前提下，中国人最保守、最保险的选择是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与境外威胁总量相持平的战略威慑能力及战术抗衡能力。让再疯狂的敌人都清醒：进攻中国，无便宜可占。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同时，当然还应配置最准确、最及时的战术预警体系，并具有组织最快反应、最有效打击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即可无虞。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朝野基本上是以“无知”、“无备”的状态，被动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以及战争耻辱。
百年反思，于谴责“侵略”之外，我们还应对清政府与清军队的“不作为”予以谴责。
养兵千日，养官百年，除坐糜廪粟外，一无所用，这或是王朝气数将尽的信号。
［注释］
① 吴永《庚子西狞丛谈》P107。
② 《扬子晚报》2001年5月31日《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
③ 罗尔纲《淮军志》。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⑤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213。
⑥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2。
⑦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3。
⑧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1、P24。
⑨ 《清史稿·高继善传》。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355。又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为252人。
“高升”号载兵1100多人，除获救者外，余皆牺牲。诸书皆说牺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为八百多人。
第六篇：“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庙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戏。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圣旨自皇宫大内飞传天下。
有人说：“大清国要换皇帝了！”
这说法不确。不是“换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这“皇子”不是为现任皇帝光绪立的，却是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显：“皇子”（又称“大阿哥”）这位“准皇帝”是专为“抢班夺权”而立。
圣旨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的，谁又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呢？
高兴的人不少。慈禧太后高兴。端郡王载漪更高兴，因为这位“皇子”溥儁正是他的宝贝儿子。想到自己不久即成“太上皇”，载漪的麻脸上绽出笑容，原本细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年初一浸晨，他便命令仆人：“各国公使必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坐等一日，外国公使无一人至。初二日，载漪仍命仆人备办茶点，至夜又寂然无客。初三日，复命备茶点，空等一日，门前冷落如故。载漪不再瞎欢喜了，由喜生恨，他开始捶胸顿足：洋鬼子，该杀该杀！
外国公使不贺“大阿哥”为皇储，自有他们的道理。当时李鸿章曾询问各国公使：“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众公使皆言：未悉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①
自从受了各国公使的漠视，载漪便生出了对洋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凡有满汉官员谒见他，载漪都会问：“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