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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李宗仁似乎无意抛弃名存实亡的正朔地位，表示暗中予以支持，暂不公开亮旗。美国人生怕奇货不居，“友好”地把老李接到美国，以“总统”待遇奉养起来，留待后用。与此同时，他们还拉拢了旅美华侨组织“民宪党”的伍宪子、李大明和“民社党”的张君励，共同结成“第三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重新合作，但出于取代老蒋的图谋，美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第三势力”的扶植，尤其是随着岛内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斗争不断公开化，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扶植也加大了力度。这都促使老蒋反省“美援”，丢掉幻想，重订对策。
居“闲”不闲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分野的划线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特工部门。
从1951年开始，美国方面就露骨地向蒋介石示意，要郑介民代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老蒋乍得美援，自然不愿与老美顶撞，于是郑介民顺顺当当地走上台湾对大陆的主角岗位。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叫“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处长，副处长由钮先铭、何龙庆、叶翔之担任。钮先铭原来是老郑搞“军调”时的军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有同僚之谊。何龙庆则因为成都时的逃命劣迹，遭毛人凤的冷落，挂职在设计委员任上。这次投靠老郑，以图东山再起，十分主动。至于叶翔之，说轻了是郑介民挖毛人凤的墙角，说重了是叶翔之叛主求荣。
叶翔之在保密局向有“重量级行动专家”的称谓，评功摆好，不是居冠，也是屈亚，时日一长，傲气便超过了和气，常常与毛人凤、潘其武唱对台戏。
这一点毛人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生性隐忍，不露声色。这时，恰巧由叶翔之领衔的二处出了一桩贪污舞弊案，牵涉到副处长侯定邦。毛人凤一道命令下来，将侯副处长投入大牢，后经讯问，祸水似乎有了往叶翔之身上引导的迹象。老叶一看毛人凤要整自己，暗叫不好，忙去老上司、原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那里求援（叶原在王的手下当过科长），湖南“三李”中的李崇诗（他是叶的妻兄）也在场，三人一合计，叶翔之便被推荐给了郑介民。郑介民筹划“大陆工作处”，正担心挤兑毛人凤后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利？一见有叶翔之前来投靠，大慰心怀，郑介民知道叶是毛人凤的一员大将，收入麾下，等于是把毛的“大陆本钱”掠走一片，既削弱了对手，又强壮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大陆工作处”成立以后，传统的“猪猡”风格涂了一层美国“奶油”，机构编排也无例外。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下有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再加上位于台北市郊区的“中美办公处”，大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这里工作，美其名曰：掀开美台情报合作新的一页。其实，老美并没有改变控制操纵的本性，这也是他们压毛（人凤）抬郑（介民）的原因。
相对过去，毛人凤已偏离“大陆工作”的中枢，被郑压低了一头，但此刻的心情远没有戴笠去世后的那种惶恐。一年幼畜，十年老狐，百炼成精，且不说老蒋的绝对信任，就是特工系统徒子徒孙的繁衍，亦是桃李芬芳，瓜瓞绵绵，树大根深，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摇撼的？为此，对眼前的“贬黜”，毛人凤以平常心待之，不暴不跳，静则旁观，动则有为。恐怕这也是毛人凤老道的地方。一年多来，主持“大陆工作”的经验不少，教训也多，使毛不得不正视一种现实：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有利于开展“大陆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少，如果此前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此后只能是小失败连着大失败。
毛人凤号准了脉，退而旁观就是要看郑介民如何收场。另一方面，毛人凤手里有“王牌”不放，不可能在“反攻大陆”的主战场上毫无作为，而是选准时间，伺机而动，这就是动则有为。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不乏机智的（郑介民主持“大陆工作”两年，果然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详见第二十章“大陆工作”一节）。为此，有人把毛人凤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对方式，称之为居“闲”不闲，其实骨子里还是“沙蟹哲学”忍、等的翻版，不同点在于存乎一心，运用之妙，更见火候，更为老道而已。
当然，居“闲”不闲，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接受老蒋的秘密使命，把脱出“大陆工作”的精力，投到对付“第三势力”之上，而且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美国人要在菲律宾拨一个小岛作基地，为“第三势力”培训军政人才。那还了得！毛人凤震惊之余立即着手破坏，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伍宪子，然后安排伍“秘密”访问台湾，并让伍出席了一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集会。集会中，毛人凤不顾双方预先说好“严守秘密”的约定，将伍介绍给参加集会的美国官员，存心造成与伍早有沟通的假象。美国人果中圈套，以为菲律宾训练基地的事已经泄露，于是为了避免激怒蒋介石，只得忍痛放弃。对此，张发奎、顾孟余遗憾不迭，仇视老蒋的情绪更见激烈。不久，在整肃内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并选定1952年10月10日，即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发表“反共反独裁”宣言，公然与老蒋对抗。接着，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开展军政特工干部的训练，总部设在日本的神奈川，下属总务、情报、干部、作战、后勤等处，基地放在塞班岛，全部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各机构都派有美国指导员。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老蒋不能跟老美翻脸，只得求助于特工的力量，对“第三势力”进行破坏。方式上，不搞大张旗鼓，实施时却应十分有效。
由此，毛人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让许多特工混迹于招募人员中，钻入“战盟”，有的甚至钻进了塞班岛的训练基地，一边窃取情报，一边从事瓦解组织的勾当，真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用。比如，当时港英当局禁止各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一些混入“战盟”的保密局特工，便故意向港英当局匿名举报该组织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最后弄得顾孟余到处碰壁，无法在香港立足。再往后，毛人凤利用“战盟”增选中央委员的机会，让自己人混入该组织的“中央”机构，逆向发挥作用，致使“第三势力”因苦于内耗的烦恼而锐气大减。
毛人凤忙碌于居“闲”不闲的奔波中，收获颇丰——单是涉外的地盘和力量就足足扩充了一倍不止。这相对于“大陆工作”的失落，算得上是得失相抵，还有进帐。就拿香港来说，原先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香港综合情报站，按甲种站编制，设站长，派遣业务官、情报业务官、行动业务官、无线电台台长，以及译电、文书、交通、联络等专员，站下有情报组、行动组、交通组等；第二个部分是大陆文书研究组，专门负责搜罗大陆出版的报刊书籍，从中获取情报；第三个部分是直属本部的情报组。另外，在东南亚各国，也广设网点，延伸耳目，南越有“西贡情报组”，泰国有“曼谷情报组”，反正“第三势力”足迹所到之处，毛人凤都有理由布设眼线，就这样，一直把秘密的情报网络铺架到了美国，由此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烧身之“祸”。
“烧身”自省
195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蒋经国为完成父亲交办的大事，加紧了对共和党议员的收买，在美国国会附近搞了一个乡村俱乐部，专供争取对象们吃喝玩乐。当时，共和党为大选取胜，正以“谁丢失中国”的问题向民主党发难，其问育个叫诺兰的参议院议员，”亲蒋情结”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除却反共立场的顽固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是一个隐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诺兰就有了花钱找老蒋的习惯，作为回报，他一手操持成立“院外援蒋集团”，攻击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认为国务院对国民党怀有偏见，没有给蒋介石以积极的支援，致使中共取胜而损害了美国利益。民主党为辩明是非，维护执政形象，专门由国务院出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申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白皮书的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李宗仁干1949年5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证明蒋介石并没有正当地使用美国政府对他的巨额援助。然而，证明归证明，丢失中国的事实，总是民主党政府气短的地方，共和党死死揪住不放，到了大选年更是声浪汹汹，甚嚣尘上。
蒋介石看中共和党偏爱自己的政治倾向，十分希望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以金钱笼络，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明里由“民国”驻美公使陈之迈、武官皮宗敢把玩，背后的牵头人物却是蒋经国的特使毛邦初。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靠着小蒋孝娘的秉性，沾了爱屋及乌的光，倍受信用，眼下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常驻美国，表面上主持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的工作，即向美国洽购飞机、器材等等，实质上主管着这等大事，一架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就装在他的购料处里。
蒋介石笼络共和党与共和党支持蒋介石，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要归结为美国的政党政治。解剖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哗众取宠、勾动选民的同情倾向历来是政党团体操持政治的伎俩。道理很简单，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形式上必须是选民意志的选择，却不排斥如何诱惑民意，乃至愚弄民意。因此，在野的党派要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将执政的党派当作靶子，大肆攻击；执政的党派则要捍卫政府的政策，尽量证明自己的高明来驳斥四面八方的攻击，其间，受功利所驱，追求心理爆炸效应，就成为一种摆布民心的技巧较量，最典型的手法莫过于“丑闻”效应。1952年的美国大选也无例外。首先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