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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深夜，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老蒋故作镇静，慢慢地掩上山洞官邸的大门，驱车向白市驿机场驶去。毛人凤、徐远举等随后离开指挥部，于30日凌晨抵达机场，等到天色放亮，飞机呼啸而起，尾追着老蒋的身影逃往成都。接着，重庆最后一个破坏目标——白市驿机场在一阵炸雷般的爆破声中被摧毁。
重整残旅
11月30日下午，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人的座机，于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周迅予告诉毛，老蒋已去北校场，特别关照：毛先生一到成都立即去见他。
北校场现在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的所在地，里面有一幢三层的法式小楼，是军校给老头子预备的行馆。毛人凤驱车抵达时，老蒋已经睡了，俞济时对毛说：“总裁极其辛劳，差不多三天没睡过囫囵觉了。刚才还把张群、王陵基、邓锡侯、刘文辉叫来打气，表示要在川西跟共产党决一死战。现在恐怕是累了，正睡着，要不，毛先生也去休息一下，待老头子醒来，我再打电话通知你？”毛人凤把下榻的地方告诉俞济时，便回到了东门街周公馆。
半夜里，俞济时打来电话，说是老蒋醒了，正等着见毛先生。毛人凤不敢怠慢，乘车前往北校场。
蒋介石急着见毛人凤，是不放心自己在成都的安全，尽管小楼周围和军校各大门的警卫都换成军校的学生，其实，这种做法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老蒋喜欢故作姿态，表示自己对“学生们”的“无比信任”，内心深处却很紧张。眼下，他召毛人凤来，正是为解决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隐患。
另外，对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他也不放心，要毛人凤通盘考虑如何加强警戒的问题。毛人凤天性谨慎，思考问题填密，这是老蒋（把安全警戒任务交付他）最能够放心的一个理由。经过编排，最后决定，将交警第二旅调入成都市区，旅长何龙庆兼任省会警察局长；再调胡宗南的第三军来成都担任城防，军长盛文兼任防卫司令。毛人凤知道兹事体大，天一亮就抓紧部署，完毕后向老蒋汇报，从神情上看，总裁是满意的。
这一头摆平，毛人凤立即开通与云南站的联络。他知道重庆失守，成都无险可依，真正的后方倒是云南、西昌，所以必须充分了解那里的情况。与此同时，还要跟蜷缩在成都的徐志道“结帐”，把那个保密局的大印收回来（此事已在第十五章作了交代），以及重新组成保密局成都办事处。再往后，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战略要求，着手营建“西昌行辕”。
当时，围绕重庆丢失后的作战战略，有好几种构想：一种是退守云南；一种是固守川西；再一种是撤到西康。按照毛人凤的想法，如果不把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搞掉，三种方案，一个也靠不住。前几天（12月1日），沈醉从云南来电报告：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当地的军政负责人大多收到了地下党以解放军名义发出的通知书。有确凿证据表明，卢汉手下的安恩溥、杨文清等已和中共地下人员有秘密接触，至于卢汉本人的行动正在密切注视之中。毛人凤把沈醉提供的“云南方面”最新动态向老蒋作了汇报，同时激烈地驳斥了张群坚持怀柔，冥顽不化的立场。蒋介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十分坦诚地对毛人凤说：“卢汉不可靠，我是明白的，但是现在这种局面，动摇的同志总比不动摇的敌人要好。还是要想办法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投向共产党。一定要把云南、西康建成反攻基地！”看着老蒋逐渐激昂的情绪，毛人凤不忍心再说扫兴话，心里却不乏悲凉。蒋介石以为说服了毛人凤，情绪恢复平静，他告诉毛人凤，张群愿意去云南，可以让徐远举跟着，再叫胡宗南开一部分军队过335去，不怕卢汉翻天。如果云南稳住，贺国光再在西昌扎牢根基，我们在大陆就有了回旋余地。毛人凤听着老蒋蛮有信心的语音，暗想：党国现有的基业，恐怕要毁在张群手里了。后来，毛人凤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痛心回首，一直认为：党国败在二张之手，一是张治中①，二是张群。
毛人凤埋怨老蒋轻信张群，多少有一点误解。其实，老蒋怎会不知大势已去？作为战略上的考虑，他正决定把“中央”摆在台湾，“行辕”设在西昌，并辅以相应的口号叫：政治台湾，军事西昌。但作为领袖，精神不倒是个永恒的支柱，老蒋故作姿态地体现镇静，目的不离此节。至于张群的怀柔政策，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希望？老蒋也渐觉渺茫。有一次，他请刘文辉、邓锡候、熊克武、白传义等人吃饭，提出要他们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大家都答应了，届时却没人送来。再往后，这些人索性避而不见，老蒋派王缵绪找到刘文辉，让他对刘说：“人与人是要讲感情的，你做了我多年部属，就算我今天死了，你也要来送葬呀！”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文辉依然不来。或许是出于更多的考虑，譬如稳定军心，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等等，蒋介石一直没有对地方实力派采取行动，毛人凤以为是遗憾，蒋介石更多的可能是无奈。
①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方面谈判，生怕汤恩伯的备战行为刺激中共，引起谈判破裂，竭力主张偃旗息鼓，毛人凤认为这是南京、上海守卫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小转移
当然，为了鼓励毛人凤的忠诚行事，蒋介石也答应，必要时，允许干掉卢汉，另以李弥代之，但一定由自己发出指示，不可妄为。接着又谈到了云南行动（指张群和胡宗南军队开进昆明的事）所需经费的问题，毛人凤觉得最好调集一部分硬通货（指金银）。不知怎的，勾起了老头子的脾气，连连责骂关吉玉混帐，王叔铭该死。原来，“中央银行”有100多箱银元（共计23。6万元）存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老蒋特别关照要抓紧送往台湾。不料，重庆丢失得太快，“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临时把运送银元的飞机改成了运送太太、姨太太和公子小姐，结果白银全部留给了共产党。老蒋要追究责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关吉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罪责难逃。
“幸亏你们保密局还有所建树，否则叫我拿什么运到昆明去？”老蒋骂完了关吉玉、王叔铭，更觉得保密局跟自己同心同德，这种不加掩饰的亲近感，使毛人凤既得意又满足，同时，也为自己隐而未彰的“小自私”稍觉惭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1月27日晚，重庆实行宵禁，稽查处截获了5辆卡车，装的全是金砖与墨西哥鹰洋。周养浩接到属下的报告，立即赶往稽查处停车场，检视完毕，大觉惊讶，马上去见毛人凤，说了这件事。毛人凤又向蒋介石汇报，老蒋要毛查一查货主是谁？并责成保密局将5车金银送到成都。第二天，“货主”找上门来，自报山门，原来是贵州“中央银行”的总经理，声称这批金银是从贵阳撤到重庆，打算送到台湾去的公物。周养浩出身于军统，对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勾当熟门熟路，一个昆便看穿“总经理”的行径，于是佯装公事公办的模样，答应查一查，还一个劲地埋怨对方怎么不事先打声招呼。
“哄”走了货主，周养浩开打小算盘，计划把5车金银运往成都后，扣下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另派用场，这一主意当然要经毛人凤点头。谁知，东西弄到成都以后，克扣的预谋没能实现，最后献给老蒋，倒成了一桩解危解困的大“贡献”，说来全归于一个“巧”字，开始碰得巧，后来做得巧。毛人凤从北校场总裁行馆出来，一边庆幸，一边又抵不住袭来的悲哀。4月份，在上海抢运金银，那个阵势何等壮观，那才叫大转移，仅仅过了6个多月，连搬动百把箱银元都有了困难，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虽显颓势，但半壁江山在手，干的是大转移小破坏；此时，蜷缩片土，干的是小转移大破坏，形势啊……想到这里，毛人凤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三鼓而竭
在成都期间，毛人凤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营建“西昌行辕”的事，他要关心；布置潜伏、破坏、游击的事也要亲自过问。前不久，“全能情报员训练班”的学员从重庆逃到成都，占了稽查处的好房间，杜长城的技术总队不乐意，硬要夺这房子，双方互不相让，顶开了牛，“全能班”的这帮学员，自以为后台坚硬（王莆臣是全能情报员训练班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主任，主任由毛人凤自兼），“哗啦啦”全亮出家伙，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技术总队的队员。杜长城也不是泥捏的，嗖地跳到一个炸药箱前，掀掉板盖，大喝一声，不许乱动，否则一块儿完蛋。吓得稽查处督察长张尚钰陪尽笑脸，两边里说圆场话。毛人凤惊闻此事，很不高兴，训斥道：“有胆气，怎么不朝共产党使？什么时候了，还搞窝里斗！”接着，便让王莆臣先回台湾，然后把“全能班”的学员全数交给周迅予，伙同成都的特务武装，合编成六路游击武装，准备在成都丢失时，进入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总称为“反共救国军纵队”，6路纵队的队长分别是何龙庆、曾晴初、罗国熙、杨超群、刘崇朴和周迅予。
为了鼓舞余勇，毛人凤特地请老蒋在中央军校召见了“反共救国军纵队”的几个头头。老蒋讲了一通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反攻复国的重大意义，然后给每人发下一瓶毒药，上面贴着标签，有八个字：即“效忠党国，杀身成仁”，悲矣？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