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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年11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日，徐远举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10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看来，要在重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必须加强与军队方面的协调。大家都同意毛人凤的看法，徐远举还建议毛人凤找顾祝同、杨森谈谈，杨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与毛的私交特别好，他这里的交道打通了，不愁下面缺乏协作精神。毛人凤觉得徐的建议很好。
下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召集公秘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破坏工作，到会的有：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副局长彭自强、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徐远举一回重庆，廖便卸去代区长的职务），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副区长王立生、李修凯、重庆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刑警处处长张明选、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参谋长范诞生、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以及先后从香港、台湾抵达的郭旭、成希超、杜长城等。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指示，并会商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特务们忌讳破坏，叫“破厂”），由廖宗泽为处长，负责实施大破坏，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纲，廖宗泽与范诞生为副总指挥，办事处内部设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调遣部队）、技术组（负责破坏的技术指导工作）、运输组（负责运送破坏器材），组长分别由西南特区游击计划委员唐伯岳、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与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担任。
二、为配合军事行动，加强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接洽联络工作，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
三、拟具破坏计划，测算经费，呈请蒋介石批准。这两项工作分别由徐远举、郭旭负责。
①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长沙搞“焦土抗战”，由于情报失误，烧城的时间提早了，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此，老蒋光火，惩办了几个“替罪羊”。
四、确定破坏重点和破坏程度，原则上以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库存物资器材，以及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无线电台、公路桥梁等为主要目标，各兵工厂破坏的程度为一年之内不能恢复生产。
五、明确执行单位，主要由交警部队、重庆卫戍总部警卫团与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厂警卫大队组成。另外，所有在重庆的公秘单位都有全力协助的责任。破坏所需器材、炸药和运输工具，由国防部第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六、破坏的时机，听候命令。
会议结束后，毛人凤会同廖宗泽、徐远举等，又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警卫大队长、技术总队成员开联席会议，对兵工署在重庆的十一个兵工厂的五百多个预定破坏目标进行测算。随后，杜长城将技术总队分为11个小组，请警卫稽查组特务引导，前往各目标勘察，预计需炸药300多吨。
杜长城还去了空军机场、仓库勘察，发现有物资一千余吨，包括一万余支卡宾枪以及大量的器材、汽油、损坏的飞机、棉军服等等。空军方面保证，届时用炸弹和汽油予以焚毁。同时，从加强指挥、避免职责不清的目的出发，毛人凤把所有的破坏目标分别划入11个地区，委任了11个地区指挥官。
大约11月21日，破坏计划和经费预算出来了，毛人凤呈报蒋介石核定后，一次发放银元4万元。22日上午，毛人凤、徐远举去见顾祝同，接着在杨森公馆同参谋次长肖毅肃、陈良，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兵工署长杨继曾、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等会商破坏时机。负责作战的肖毅肃认为，破坏可以在共军进至南川附近时进行，其他人另有看法，意见不尽一致。毛人凤提出，是否暂不规定时间，让有关人员做好准备，枕戈待旦，一有命令立即行动。大家觉得这样也可以。
死城废墟
11月23日，解放军沿川黔公路向重庆挺进，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迅即炸毁綦江大桥。于是命令技术总队成员率交警一分队，携3吨黄色炸药出发，赶到大桥时，大桥已被解放军占领，第一辆卡车来不及掉头，当场就擒，后面的见势不妙，扭转车身逃跑。綦江大桥安然无恙，毛人凤暗暗顿足，连连责骂守桥部队是老鼠胆、兔子腿。
为了避免綦江大桥的失败重演，毛人凤加紧了准备工作的实施。11月24日，社长城奉命赴空军白市驿机场，将机场设备、仓库和破损的飞机全部装上定时炸弹，预定30日下午炸毁。
11月27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的主力和四野的四十七军打到南川以北的地区，歼灭宋希濂和罗广文部共3万余人。当天，毛人凤命令各破坏部队以战斗行动强行进入目标，勒令工人停工，驱逐出厂，迅速实行戒严。接着，技术总队开入，在厂房、仓库以及各重要设备处安放炸药，装置雷管，一切完毕，候命等待执行。
毛人凤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根据肖毅肃的建议而采取的，并没有请示老蒋同意。第二天，便在重庆全市引起震撼，各界舆论反响强烈，惊动了老蒋，老蒋非但没有责怪，还连连说，毛人凤干得好。于是，当天中午，“行政院长”阎锡山发布紧急命令，要各兵工厂立即停工，所有警戒勤务一律交交通警察总队接替，违者依军法从事。一道行政院令客观上追认了破坏行动的“合法性”，毛人凤颇觉满意。
11月29日中午，蒋介石在山洞官邸召集顾祝同、肖毅肃、钱大钧、王叔铭、杨森、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等陆、海、空、情（报）头脑开会，决定从当天下午开始“疏散”（撤退），同时实施大破坏。会议结束，毛人凤立即把指挥部挪到离重庆10公里的山洞警察局，然后用电话通知廖宗泽，下达破坏令。下午6时，重庆各兵工厂同时点火引爆，城郊顿成一片火海，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得大地发颤，把老蒋山洞官邸的窗户玻璃也弄碎了。晚7时，爆炸延伸到各发电所、水电厂、动力厂，其间，破坏最为严重的是二十一厂，火药库被引爆，片刻间把工厂炸成齑粉，连带着周围的房屋毁坏无数，死伤不下千人。据社长城估计，破坏严重的程度，一年以内难以修复。
晚8点，各地区负责破坏的指挥官聚首山洞警察局，准备撤退。突然又传下蒋介石的命令，要毛人凤把停泊在重庆嘉陵江内所有的海军军舰炸沉，毛人凤隔着窗子朝外看，重庆城里到处是火光，不由地心生焦急。“到了这般田地，怎么个炸呀？”毛人凤环视左右，希望有人自告奋勇。可惜没有，于是一咬牙，拉上徐远举准备亲自犯险。汽车于城郊往市里开，沿途逃难的人流汹涌，败兵溃勇夹杂期间，阻塞道路，行进维艰，爆炸声、枪炮声不绝于耳，汽车开了几公里，再也无法前进，只好折回山洞。“怎么办呢？”毛人凤一筹莫展。徐远举突然想到杨森，马上建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