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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刺杀行动的具体部署出来了。沈醉主持杀人，另外选派秦景川和王某充当助手，秦在军统一向从事杀人勾当，枪法极准，也很沉着。王某原是胡子出身（东北的惯匪叫“胡子”），从小杀人越货，枪上的准头，不亚于秦景川，据说击落空中的飞鸟，易如反掌。
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附近，汽车进出时，拐弯的速度较慢，从两面都可以下手，这是一个好机会，为了保证执行中的准确无误，“特别行动组”在通往李宅附近的马路转弯处，摆上一个旧书摊，用以监视李的行踪。旧书摊的“老板”，是沈醉亲自选定的干练人物。
同时，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逃离南京，毛人凤还特别设计了空中、陆上的截击方案。于是，特别行动组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备有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去了机场，立即用电话按规定的暗语向毛人凤报告，毛再通知随时作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李飞出南京的上空，马上进行射击，对外谎称“飞机失事”。如果从陆路逃离，毛人凤设在火车站附近的小烟铺，设在汤山附近公路上的小饭馆，都会及时发出警报，用事先备好的交通工具、刺杀小组，于中途截击。
总之，所有的出路，毛人凤都伏下了杀机。
部署形成方案后，毛人凤详细向老蒋作了汇报。老蒋听罢，表示满意，称赞毛人凤想得周密，随后又叮嘱毛人凤说：“设想可以大胆，行动定要谨慎。眼下，白崇禧正在武汉发出“恢复和谈’的呼声，程潜、张轸这些人亦附和响应，并提出要我下台，他们把我置于和平的对立面，是想糊弄舆论。
如果这个时候，李宗仁离开南京，很可能是去武汉拥兵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对李采取行动，都无须向我请示。如果李安居南京不动，万万不可造次。元旦那天，我也要发表个文告，提出和平的口号，你要注意一下各方面的反映，尤其是中共方面。”毛人凤明白老蒋的用意，只要中共方面显示出积极态度，整盘棋子就活了：一来可以取得舆论上的主动，举起主张和平的旗帜，总能取悦民意、讨好老百姓；二来，中共以蒋为谈判对手，等于堵住了白崇禧之流逼蒋拥李的口实。因此，元旦文告一经传媒散播，毛人凤便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到了鹿死谁手的残局中去。如果形势转变得有利于老蒋，李宗仁迫不得已离京出走，那么用老蒋的话来说，“唵，他要是不辞而别，就是自寻死路。”这就是毛人凤听元旦文告时，悟出的、别人无法参详的弦外之音。
真假保密局
1月5日，中共方面通过新华社发表了社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抨击新年文告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反革命力量。一口拒绝了老蒋的“和平要求”。10日，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老蒋的55万嫡系部队全部完蛋。鉴于时局的迅速恶化，蒋介石开始考虑“退路”，他密派蒋经国、俞济时等人，去溪口老家布置警戒，毛人凤也接到了协从配合的指示。至于刺杀李宗仁的计划，这几天，老蒋虽然只字未问，但毛人凤还是作好了随时执行的准备。为此，亲自策划了一个于住宅里实施的增补方案：
先由两个安插在电灯公司的特工，以检查变压器为借口，接近李宅，然后站在变压器箱上，用手提机枪向李宗仁的寝室、餐厅各处射击。他们使用的子弹弹头涂有剧毒，不论射中身体的哪个部分，都可以致命。如果火力不够，还预备了炸弹，应急时用。
从1月10日开始，毛人凤几乎天天去黄埔路官邸，等候老蒋的指示，刺杀计划犹如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到了1月19日，老蒋把毛人凤召去，谈了两件事：一是迅速召回沈醉，立即结束特别行动组的工作；二是自己决定下野，先回奉化，问毛人凤打算怎么办？毛人凤装着未经考虑的样子（其实早已盘算好了）立即回答：“愿与领袖共进退！”蒋介石又问：“他（李宗仁）要向你接收保密局，你怎么办？”“保密局是总裁的耳目，怎么可以交给他！”接着毛人凤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首先，把保密局的全部财产、机要、档案、人事卡和指挥机构，迅速移往台湾。接着，自己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由徐志道继任，专门负责跟李、白新桂系的“中央”打交道，这个“徐记保密局”编制为92人，机构只有业务、总务两个处。其他所有的外勤机构，已接到命令，今后不归“徐记保密局”提调，只听从自己的指挥。与此同时，还对徐志道作了政治交代，告诉他，李宗仁干不了，干不长，“新保密局”的任务，明里是应付他，跟他领经费、要武器；暗里，是监视他们的活动，向蒋总裁负责。
蒋介石听完毛人凤的汇报，拍拍毛的肩，一连说了三个“很好”。
1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宣布从即日起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下午4时10分，老蒋乘上“美龄”号专机，直飞杭州。接着毛人凤也率保密局的大批人马前往上海，自己住进毛森公馆，另外在南京路145号设立了“毛记保密局”上海办事处，由郭旭当主任，继续指挥保密局各公开单位。
一夜之间，冒出了两个保密局，一个名正言不顺，一个言顺名不正，对此，也有人称为“真假保密局”。那么，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颠倒程度究竟如何呢？下面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1月21日，李宗仁接过总统印信，立即发出了第一号令：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首先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且要用飞机迎接他俩进南京共商国是。命令公布后，进步人士纷纷叫好。接下来，便有各报记者登门采访重庆市长杨森，问他何时放人？杨森说，我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放人。记者追问，不就关在磁器口吗？杨说，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事。于是，舆论大哗，声称代总统的命令，犹如一纸空文。
李宗仁要维护权威，打电报责问杨森。杨森回电说，关人的事，归保密局管，该找保密局要人。李宗仁立即把徐志道召去。徐说，自己也不清楚，毛局长当初只把局本部交给我，没把监狱移交给我。李宗仁问，那么毛人凤现在哪里？徐说他不知道。李宗仁没辙了，气得直骂“荒唐”。
好在舆论难欺，有人指出，杨虎城就关在重庆。于是，几个胆大的记者硬闯进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找徐远举对话。徐装糊涂，声称自己也不知道。
徐说不知道，显然有假，但心里有“鬼”却是真的。一来毛人凤引退前打过招呼，并且安插了亲信周养浩当西南特区副区长。毛人凤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西南特区除了管辖云、贵、川、康四省的公秘单位外，还管着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这块地方，当时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腹地，如果国共交恶，开战依然不止，这里就是蒋介石最后的退缩之地，由此，也突出了西南特区的重要性。这样一来，诸事没有周养浩的同意，徐远举不敢独断独行，另外，毛人凤还对他许了大愿，说是要向老蒋保举徐当昆明警备司令，并送上三个交警旅作为基本力量。徐远举对这个中将的衔儿，眼红嘴馋，不做一点“良好表现”，怎么说得过去？
然而，有“鬼”终究心虚，记者一走，徐远举马上找周养浩商量，周拿不定主意，抄起电话机要了毛人凤的长途，用一口道地江山土话汇报情况。
毛人凤关照周养浩，暂时按兵不动，等候回音，随后飞注奉化，向老蒋请示。
蒋介石气呼呼地说：“如张、杨当年听从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毛见蒋不允许放人，建议换个关押的地方，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徐远举通知杨虎城让他准备一下，启程前往贵州。
杨虎城已从报上获悉了总统下令释放自己的消息，见徐远举要他挪窝，顿时大发脾气：“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死也死在这里！”吵了半天，没有结果，徐远举只好让周养浩再去规劝。周对杨说，没有老头子的命令，谁也不敢作主。劝杨再忍耐一下，终会有出头之日。杨虎城无奈，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撤换看守龚国彦；第二是把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起走；第三是要周养浩沿途护送。周养浩请示毛人凤之后，全部答应。
不久，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被悄悄地押到了贵州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子内。
这时候，李宗仁正为寻找毛人凤而大犯其愁，不知谁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在《中央日报》上登个启事。结果，南京、重庆、武汉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跟着起哄，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的寻人启事，登得不亦乐乎。结果呢？毛人凤缩在公馆里屏气不吱声，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硬是成了一页废纸。
“总裁办公室”要员
其实，毛人凤的幕后指挥只是蒋介石幕后指挥的一个缩影。就在李宗仁四处碰壁的当儿，老蒋的影子内阁——“总裁办公室”也在奉化成立，主任是蒋经国，毛人凤“荣任”办公室要员，三天两头在上海、溪口之间飞来飞去，成了忙碌的“闲人”。
毛人凤进入蒋介石的小班子，意味着蒋、毛关系的升华，甚至可以这样说，蒋对毛的信任，已超过了对全盛时期的戴笠，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