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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关键时刻少犯错误，不犯错误。于是作为“专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毛人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从1946年保密局成立到1948年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殚精竭虑，刻意求工，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专家。
猖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早在重庆时期，毛人凤便以擅长跟共产党作斗争而享誉军统。当时，由于民族矛盾居于更突出的地位，他的才能湮没在戴笠的四面出击中，没有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一直以为毛是个守成式的内勤人才。如今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很快以配合“领袖”的中心工作“成绩斐然”而异军突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彻底改变对毛人凤的看法，认为他有“才干”，不亚于戴笠，甚至存超过他的地方，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反共方面胜过前者。后来，老蒋放心地把保密局局长的担子交给毛人凤挑，除了前文说到的因素，另外，以“德才”标准衡量，也认为他是合格了。
从1946年到1948年两年的时间里，毛人凤的“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圈内人士自有评论，认为他对中共地下组织大肆破坏的“功劳”，已完全超过了全盛时期的戴笠。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案例。
1。所谓＇北平“共谍”案＇
1947年8月，保密局派驻北平行营的电监科科长赵容德，利用美国人提供的侦测电台，发现北平有秘密的无线电台在活动。于是，求得华北“剿总”电监科的协助，测到了秘密电台的发射方位，随后，毛人凤通过“公秘会报”制度，由北平站、华北“剿总”二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联合行动，在兆东街24号，现场捕获中共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
李政宣身材魁梧，北方莽汉的模样，其实秉性脆弱，是个软蛋，还没等到用刑，便悉数招供。这家伙记忆力超常，凡经他手拍发的电文和提供情报人的姓名，闭着眼睛都能默写出来。于是，北平地区至少有两个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个属中共华北地下组织的情报、电讯系统，暴露并遭逮捕的有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另一个是暗藏在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现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内的秘密策反机构，一夜之间被逮捕的中将级、少将级军官就有5名，包括绥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情、参谋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军法处长王某等。此外还有一批校尉级军官。
这个突如其来的收获，令毛人凤振奋，迅即下达了扩大线索，力争一举摧毁北平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接着，新一轮的大搜捕开始，稍稍沾带点关系的人都被抓进了大牢，其中有为李政宣开店设计门面的老板，油漆过家什的漆匠，甚至连上门讨赊欠的煤店小伙计都无法幸免。就这样草木皆兵般地扩大线索，最后把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也罗入网内。要说证据，近似于荒唐。8月里，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与男友袁永熙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大厅里举行婚礼，贝满女中的同事（陈琏是贝满女中的教师）田仲英为套近乎（主要是想从这位国民党高干女儿的口中弄点情报），以祝贺新婚的名义，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不久，由于叛徒李政宣的出卖，田仲英被捕，特工从她的住处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立即与李政宣的交代挂上号（李在交代中，搜肚索肠，说是记得北平中共的头头里，有个姓袁的）。
想不到，歪打正着，不单袁永熙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袁还确实是“南系”（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某系统的代号）地下党的负责人。那一天，夫妇俩正与“南系”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邢方群开会，特务破门而入，一起被捕。连带着同楼居住的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陈彰远也入囹圄。第二天，约定来陈家碰头的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石羽、力易图，被“守株待兔”的特工抓住。另一个贝满女中教员陶凤娟来给陈琏送戏票，因个子长得特别矮小，又巧嘴利舌，才瞒过了特工。随后，她立即把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向组织汇报，地下党及时地采取了防范措施，才使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第三个系统，免遭覆没。
即使如此，毛人凤的收获依然大得惊人。他从陆续变节的叛徒口中，先是挖出了热河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接着又是沈阳、天津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甚至在“天之骄子”的空军系统中也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踪迹。其中，尤以保定绥靖公署揭露的“匪情”特别严重，把老蒋吓得半死。那里，除了有一部分“共谍”把持兵运、情报之类的要职外，另一部分“共谍”正在争取北平行营副主任兼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上将的起义，从案卷罗列的证据看，军界元老李济深、鹿仲麟也牵涉不浅。为此，老蒋亲自飞到北平，面饬李宗仁、孙连仲等，他要看看这些亲手栽培的军官是怎样辜负自己的。
蒋介石的重视与震惊，对毛人凤无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于是要求在北平督导的叶翔之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案情又有新发现，侦破范围已经延伸到西安、兰州等地。叶翔之迅即飞往西安，破获中共地下党电台一部，逮捕“共谍”十多人，前文说到的熊向晖暴露身份一事，就是这次行动的意外收获。接着，叶翔之又马下停蹄地赶往兰州，捕获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严家明等，根据缴获的文件和叛徒的口供。搜捕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波及到了上海、南京，全案涉嫌逮捕的总人数，不下800人。
2。所谓＇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
此案同北平“共谍”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47年秋。当时，上海大华企业公司所属的大华船务行，有一艘从宁波出海的帆船，驶往合德镇卸货，舱内装有白细布4000匹，颜料数十桶。出海后，因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被迫停靠在崇明岛的堡镇，被第一绥靖区下属的通如启侮联防大队发现，搜查中抄出了一些可疑的文件。绥靖区二处处长毛森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重视，严嘱抓住不放。个别押船人员，终于吃不住拷打逼供，吐了实情。
原来，大华公司的背景是中共华东财政委员会与苏北财政当局（在解放区）驻上海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设在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的吉泰商行，则为补给总机关。毛森一见底细如此，不敢怠慢，马上将叛徒押往上海，联合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淤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侦破，仅上海一地就逮捕“要犯”60余人。随后，顺藤摸爪，继续向浙江、山东等地扩展。
当时，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的是毛万里，他根据上海提供的线索，破坏了宁波、定海等地的中共秘密机关。继而，又在抓获的中共人员中，扩大线索（总有几个软骨头的），于是举一反三，暴露的“共谍”越来越多，中共其他部门在上海的秘密补给机构，相继遭到破坏。再加上对烟台、青岛等地的补给交通线的破坏，到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中共在沪补给总机关也被破获。
北平“共谍”案、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都发生在保密局成立之后、毛人凤当副局长之时，无论就破坏的规模、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戴笠时期。北平一案涉及到国民党政权中诸多要害部门的安危，相关的“要犯”一律押往南京受审。谢士炎、丁行等，经蒋介石批准被枪决。
上海一案，正值国民党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之际，虽然抓获的“共谍”人员较前案稍有逊色，但从遏止战略物资流向解放区的结果来考虑，意义重大。这一切足以使蒋介石对毛人凤刮目相看。因此，在给叶翔之等“有功”人员颁授勋章的同时，任命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就是奖赏。
3。所谓＇重庆中共地下党案＇
毛人凤对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完成于当保密局局长之后，可以说，这是他对老蒋授以重任表示感激和忠诚的一个回报。
1947年初，国共内战的形势已趋明朗，派驻在重庆的中共机关与《新华日报》社准备撤回延安。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立功心切，都想趁机网住一条大鱼。1947年2月28日开始行动，由西南长官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为一路，直扑七星岩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由重庆警察局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为一路，奔袭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由谈荣章为一路，包围了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非但“罪证”没搜到一丝一毫，反而让《新华日报》经理于刚丢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后我们还是要回来的。”果然言而有信，《新华日报》查封不久，取而代之的《挺进报》出现在重庆街头，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工厂、学校、机关，到处都有发现，甚至寄到了晒南长官公署朱绍良的手里。于是，搜寻和追查《挺进报》的来龙去脉，便成了特工系统破坏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突破口。他们清查邮路、守候邮筒、监观邮局职工、搜查书店、突击检查……用尽了手段，却收效甚微。
毛人凤接替郑介民以后，两次飞重庆指导工作，他要求四川的特工机关多向北平、上海的同行学习，嫁接经验，抓紧破案。一时里“高潮”迭起，”喜讯”频传，各县的谍报组陆续发现中共地下党和《挺进报》的“线索”。
然而，罗网撒开，一看抓到的人犯，多为国民党军、警、政人物，他们不是误入圈套，便是遭挟嫌陷害，弄得徐远举十分被动。
与此同时，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重庆站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重庆站站长吕世琨本是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他有个得力助手叫李克昌，擅长利用“红旗特务”，即混入工运和学运中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