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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蒋介石如此体贴入微的关怀，毛人凤觉得不仅是戴笠的荣幸，也是军统的荣幸。事后，邀来风水先生查看，风水先生也极赞此地好风水，子午亦是好取向，毛人凤不禁对老蒋的堪舆之道陡生敬服，心里老觉着歉疚的那块心病也去了一大半。日后，他对戴家遗孤的照拂确是没说的。为了不让戴母伤感，一直骗她说，儿子去英（阴）
国，每逢老太太过生日，毛人凤和一班江山的小同乡，必为老人家操办寿庆，哄她高兴。1949年4月，戴母兰氏以74岁高龄辞世，毛人凤特派胞弟毛万里代表自己奔丧执绋，奉敬孝道。另外，戴笠的兄弟戴春榜、儿子戴藏宜都不成器，作恶乡里，民愤极大，一直受到毛人凤的庇护。戴笠死后不久，杜月笙眷念旧情，送了20万法币，扶植戴未竟的事业。尽管当时，军统已困难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毛人凤还是一分一厘没花，全部转交给了戴藏宜。
成立保密局
戴笠出丧事办完，军统局裁并改组的方案随之出台，内容上除了剔去掌握海军的部分，其他的与戴笠生前谋划的化整为零方案差不多。原先由军统掌握的两大公开机构——警察和军事谍报，一个划归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警察总署，一个划归国民政府国防部的第二厅。秘密特工这一摊子，过去挂靠军委会，现在军委会撤消了，改挂国防部，但取个什么名称呢？唐纵觊觎警察总署署长，且已获老蒋同意，不伯吃成个胖子，建议叫国防警察局。老蒋觉得不妥，不符合秘密特工的性质。毛人凤留恋军统的旧称，建议换个帽子，索性叫国防部调统局。老蒋想了想，也觉得不妥，有句话，他不想说出口，那是因为调统局的名声不佳，何必不贴金反去抹屎呢？
毛人凤忽然开窍通灵，想起了不久前老蒋来傅厚岗对军统局高级干部讲的一席话，要点有三：一是特务工作要做无名英雄，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不好虚荣，而且要绝对秘密；二是特务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三是情报工作要注意组织和宣传。组织问题，在共产党看来就是神秘问题，对于神秘必须特别研究与运用。三条要点，两条强调了“秘密”，“神秘”，要么就叫……想到这里，“保密局”三字脱口而出，果然一射中的，蒋介石十分满意。
接下来，就是三家分“晋”后的人事安排问题。郑介民原为军令部第二厅的厅长，现在转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名正言顺。警察总署署长，眼热的人不少。戴笠在世时，李士珍挟着戴季陶等人的支持，虎视眈眈。为此，蒋介石曾流露过予以考虑的意思。不过，那也只为牵制戴笠而言。现在老戴死了，李士珍的制时作用已不重要。相反，了却死者的心愿倒成了强音（戴笠生前一心支持唐纵出任警察总署署长）。再说，唐纵为人精细谨慎，是个干警政的好手，稍一争取，便得到了老蒋的默许。苦就苦那李士珍，差不多是梦里坐花轿，喜到醒来一场空。
相比之下，最令老蒋伤脑筋的，还是保密局的人选，论级别，不彰不显；论作用，非同小可。不老道的人，不能用；不可靠的人，不敢用；恋仕途的人，不专注；缺资历的人，难服众，陡然觉得戴笠之材，可遇不可求矣！然而，事到关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仍由郑介民以厅长的身份兼任保密局局长，同时提升毛人凤为保密局副局长。
后退一步天地宽
军统大解体，弄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正应了一句老话：“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譬如以时局而言，军统改组后，来自和平民主建国思潮的政治压力明显减轻，多少还为老蒋的“政治协商”、“民主宪政”装点了门面。再就是党内斗争，由于军统局的撤消裁并，力量大为削弱，基本满足了对立派的要求，难以再提出进一步落井下石的理由。另外，从老蒋个人角度考虑，军统局改组以后，尾大不掉的后患就消除了。眼下，老蒋正为消灭中共，暗做内战准备，特工正是他需要的政治工具，别人嗤以敝帚，他却加以重视。由此推论，戴笠的死倒成了好事，否则，凭他的偏激情绪与认死理的倔强态度，不知要顶到什么时候！这种方生方死，否极泰来的感觉，毛人凤还有着更切肤的个人体会。最直接的就是经费问题。军统局摊子庞大，不算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之类的武装特工部队，单是内外勤人员不下5万，其中有一半在军统局吃饷。过去，戴笠为造就家庭式的内聚力，推行了铁饭碗、终身保障的制度，非但于“待业”期间照发薪水，就连家属的生活、小孩子的教育也统统包揽下来。为此，军统局经费上的缺口也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后，毛人凤做过一个统计，军统局平均每月的花费已高达1500万元，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刚来重庆接任军统同局长时，毛人凤曾经就此请他想辙，吓得“冒脑根”连连摆手，不敢再听下去。后来，唐纵履行协助之责，毛人凤又向他讨主意，唐纵非但拿不出主意，而且还批评了“胡乱花钱”的作风。
他说：“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刚成立，我当第一任书记，那会儿编制只有145个人，工作却搞得有声有色。现在呢？人马成了几万的巨数，可是从抗战开始以来，递呈委座的情报每年递减。以1942年那一年为例，我坐在侍从室里算过，24575个人从军统局领薪水，平均每10个人仅有二至三件报告，人均情报报告率仅占0。68％，假使以已经开销的经费和临时费算，一个月是1487。6万余元，那就是说，每一件情报的代价，就是花去政府1。3万元。你说说，都是干什么吃的？”随后提出一句口号：“不乱花一分钱。”这等于是把毛人凤逼到了绝境。其时，恰逢改组风紧，人心动荡，万一闹得小特务们悬起嘴喝西北风，一个个挺而走险起来，毛人凤这个“内当家”可就无法向上峰交待了。于是整日里搜索枯肠，榨出脑汁想办法。张冠夫不知怎的，想到了杜月笙，建议毛人凤求求他。毛铺纸执笔，拟了一封谦词连连的信，让秘书郭旭带往上海去找杜月笙。杜果然爽快，一出手就是2亿法币的支票，惊得郭旭脑门子冒汗，颤着声音问利息怎么算？杜月笙佯装不高兴地说：“毛先生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要利钱呢？以后还得出本，就交给南京通商银行。
再有啥困难，只要帮得上忙，总归是闲话一句！”就这样，毛人凤靠着杜月笙的“输血”，维持着军统局最低水平的开销。
然而，化缘不比拨款，院里的老杏树，年年有收成。万一哪天脸面薄了、享用不到别人的慷慨怎么办呢？毛人凤正为此事犯愁，军统分家的工作搬上了日程，这对他来说，等于是大释放，大解脱。今后的保密局，讲究人少精干，筹措经费一事自然好办多再一桩好处，源于人员的分流。郑介民入主国防部二厅，唐纵公干于警察总署，一个个都从黑牌（指秘密特工）翻成了白牌（正规的职官），继而在军统局高中级干部中也刮起了一股抢着换牌的风，不少人吵着闹着要跳出秘密圈，干类似海陆空三总情报署的署长，各“剿总”和“绥署”、“绥靖区”分管情报的处长，以及各警察局的稽查队长的职务。毛人凤干此表现出了特有的冷静和忍让，坚决要求浙江派人士不去图谋公开。这样一来，湖南派、广东派以及其他的实力派，阵容再强，经不起稀释，力量反而分散了。
浙江派虽呈弱势，但聚合得紧凑，捏成一个拳头，反而显得结实了。如果不是大局上的后退（指军统改组撤并），不是谋官上的忍让（指军统中的争抢翻牌风），浙江派要求得险处逢生，由弱转强谈何容易！
同道相亲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正式举行“五·五”还都大典。
典礼于上午9时在中山陵举行，军乐声中，礼炮轰鸣，蒋介石亲率文武大员和各界人士约5000余人，拜谒孙中山陵墓。随后，“党国要人”们纷纷乘车赶往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参加10点30分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其时，中央各机关大多各就各位，新成立的保密局因在建大楼尚未竣工，暂时落脚马台街22号。
新版的保密局跟全盛时期的老军统相比，人数不足从前的1/3，骨干中，类似徐人骥、徐业道、魏大铭、程一鸣、李肖白这样的干材，大多跑出去干公开了，已呈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于是，江山派的子弟一个个都成了出芽的韭菜，长出来就是好苗。何芝园荣任第一处（情报）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等科：第二处（行动）处长由叶翔之当了，下设行动、侦防、策反、心理作战等科；第三处（人事）处长是郑修元，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电讯）处长，第五处（司法）处长分别由杨震裔、李希成担当，一个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一个下设审讯、狱管两科，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和西安、上海、北平、上饶、息烽、南京等地的看守所、集中营。再就是分管经理、后勤的第六处、第七处、分管经济、监察的督察室、稽核室、预算室，处长主任都是清一色的毛派分子，诸如郭旭、沈醉、廖华平、张冠夫、朱光斗等等。另外，根据工作需要，毛人凤还成立了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和特种技术研究组，主要是搜罗中共的叛徒。总之，综观这清一色的阵容，毛人凤是满意的。如果说还有点缺憾，那就是让潘其武落巢主任秘书的图谋未能实现，郑介民仗着地位优势，硬把自己的亲信张纪勋塞了进来。
有了将军还需兵，接下来垒砌“基础”的工作迫在眉睫。过去戴笠组建特工系统，人员的来路十分庞杂，主要有军校学生、警校学生、部队谍报人员、现职特务、各种进步力量的叛变分子，以及特工的家属亲友等等。戴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