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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没有不管的。1939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过去，局外人的议论不少，有的说，毛是戴的“影子”；有的说，毛是戴的“替身”。透过表象，剖析内因，方知双方功利与满足的吻合，灵魂意志无代价地转赠、乃至合壁，才是更深刻的契机。
戴笠对毛人凤倍加重用，与其说是“老板”的知人善任，不如说是毛人凤对戴笠的深知与迎合。早在少年时代，他就领略到了对方的领袖癖，因此在体现权威的时候，他知道戴绝对容不得别人显山露水，损害自己的威严。
可是军统内部谁能时刻保持清醒，不逾雷池一步呢？比如周伟龙、梁干乔、张炎元、徐亮等“开山元老”，酒足饭饱之际，捞着个话引子就顺杆儿爬，吹吹当年的“赫赫功绩”，时不时要捎带出些许“老板”败走麦城的故事。
另外，再就是江山帮的弟子，更喜欢谈谈青少年时代与“老板”摸爬滚打的情谊，即便是说荣耀，小孩子家的玩趣，有多少能登堂入室？结果落了话柄，惹得“黄马褂”们一派不屑言语。这些作为传到戴笠耳朵里，都令他十分不快，明里难以呵斥，便成为“隐病”、“块垒”埋于胸际，一旦到了吐出为快的时候，对象就要倒霉了。
唯独毛人凤是个例外，非但对自己的过去缄默不语，也绝不谈什么“老板”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他倒是最有资格的），真有机会表示意见，他只强调：“我们都是戴笠的部下，有的还是他的学生。”毛人风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比如，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处室的头头脑脑时常以视察工作为名，前去捞油水。毛人凤从来不凑这个热闹，即便外单位的负责人主动上门邀请，他也是这个态度，而且还告诉人家：“我不是单位的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这些行为落在戴笠眼里，好生舒服，立即觉得毛人凤没有“野心”。
对戴笠而言，毛人凤没有“野心”是不虚妄的，因此他的“谦逊”臣服能做到表里如一。再加上心细如丝、谨慎小心的天性，工作中几乎从下出差错，确实令别人难望其项背。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喜欢仿效蒋介石的办法，一手靠宗亲乡党，另一手靠弟子门生，途径是大办各种特工训练班，由此“学生”就成了他的“三宝”之一（另外两宝是汽车和手枪），所有的特工训练班主任一职，戴笠都自己兼任，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负责，但他们大多只能干一期，或者不足一期，他是怕时间长了，感情这东西会坏事。息烽训练班的副主任徐亮，是特工起家的“十人团”成员之一，资格很老，待学生也不错，学生毕业后写信给他，称他“妈妈”，戴笠知道后大发雷霆。当时，毛人凤在场，瞧着戴笠拍桌打凳的模样，更将这前车之鉴牢记心头。所以，军统局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副主任安排毛人凤去进行“精神训话”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能不去的尽量不去；非去不可的，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从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另外，自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办“总理纪念周”的活动，渐成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应由机关首长主持，首长不在，幕僚长可以替代。由于戴笠兼职过多，经常外出“视察”，不在重庆，主持“纪念周”的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主任秘书郑介民的头上。
可是，郑介民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很少到军统局办公。依次类推，“代理”
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成了另一个合适的对象。毛人凤却不肯沾这个光，千方百计地笼络贪小的郑介民夫人。以后，轮到纪念周的前一天，他就打个电话给郑太太，逼迫“惧内”的郑介民按时到会，不得有误。这样一来，戴笠越来越认定毛人凤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并放心地把愈来愈多的权力交给了他。
除此而外，毛人凤还能够准确地号准戴笠的心脉，并以此为准绳，处理事务，无论大小公私，从不含糊，那种合节合拍的精妙，简直就像两个躯壳共有一个灵魂，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就拿忠义救国军的移交事件来说，当时迫于上峰的压力，戴笠不敢顶着不办，只得在具体过问此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面前，吩咐毛人凤召回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来重庆接洽。毛人凤表面上唯唯应允，心里却知道戴笠一肚子的不乐意，因为掌握一支武装历来是他的奢望。于是，毛人凤变着法地予以拖延。不久，马志超来到重庆，毛立即关照他不要逞能，尽量取消极态度。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分散得很，一旦缺少了上至毛人凤，下至马志超以及各个“纵队”司令的诚意配合，谁有本事一揽子接收下来？结果，移交工作从今年拖到明年，从春天拖到秋天，一直拖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完成，最后，在帮助戴笠进行“劫收”时，却发挥了先锋抢滩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但论起功劳来，首推毛人凤。
类似这样心领神会的默契，还可例举许多。比如戴笠生性喜爱结友，三教九流无所不纳，表面上看，亲亲热热，称兄道弟，真正贴心的并不多。在处理这类关系时，很少有人能像毛人凤那样把得准深浅。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来重庆，按惯例应住在戴公馆里。那一天，恰巧戴笠不在，毛人凤即通知总务处长沈醉准备招待，特别叮嘱，要把戴用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沈醉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老板”看起来大方，但亲疏有别，凡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人凤看出了沈醉的犹豫，马上强调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否则，“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沈醉听罢，照着办了，果然无事。相反，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海外区区长黄天迈这样的人，大家伙眼里，都以为跟“老板”极有交情，红得近乎发紫，以至于像乔家木、周伟龙、张炎元这样的“元老”，都跟他们套亲近，但毛人凤却处理得很有距离，他知道：“老板”对这两个人只是利用而非信任。
与此同时，在处理有关情报之际，用不着戴笠开口，毛人凤也能对一应“私交”关照得极有分寸。重庆时期，军统局的情报五花八门，除了“反共防赤”、“曲线救国”、“侦控异已”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负有注视蒋介石嫡系部队动向的任务。一旦这方面的情报摆在了案头上，哪些秉公而论，哪些藏拙留中，哪些快送，哪些慢发，毛人凤心中有一把按戴笠心意丈量的尺子。如果是卫立煌、顾祝同之类，就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如果是刘峙、汤恩伯等，抓几根杂毛无妨；如果是胡宗南、蒋鼎文，那就非得掩饰不可，实在瞒不住的，亦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就是毛人凤无条件的敬业态度与无代价的奉献精神旁人难以企及。据沈醉回忆：在抗战时期，毛人凤于“军统局本部大礼堂对面一间小楼房里，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