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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丝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的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三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道了冈村的用兵目的，所以李宗仁的重点也不在据守城池，而是利用地形对日军进行持久消耗，然后再伺机实施反击。概而言之，大家都是朝着对方的兵去的，你要消灭我，我也想消耗你。
对于李宗仁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日军杀伤越多，仗自然就打得越好，丢掉点地方尚在其次。
在五战区，汤恩伯虽属于不得不倚重的主力，但李宗仁最喜欢也最看中的还是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李宗仁便任命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授上将军衔。
仅仅一年前，张自忠身上还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后不仅取消了处分，而且几乎是在以闪电的速度往上晋升。先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再由军团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由集团军总司令升到了右翼兵团总司令，在五战区成了超过汤恩伯，仅次于李宗仁的一方统帅，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在接到任命后，张自忠曾向李宗仁去电请辞：任重才轻，万难胜任。
李宗仁不准——“任”是很重，但你的“才”可不轻，相信一定能够胜任。
张自忠不光是客气，他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正所谓权力越大，能力越大，这副担子挑在身上是明显能感觉得出分量的。
右翼兵团看上去人很多，有十五万兵力，但实际上五战区的破烂家当都在这里面。其中，人数最多的为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
当初刘湘首次出川时，包括唐式遵集团军等能战之师就被抽光了。再抽，抽了一个王陵基集团军，由地方保安团改编而成，不仅不如唐式遵，还不及邓锡侯。最后一个抽的就是王缵绪集团军，属于把刘湘留川的仅存一点部队都捆捆打包了。
王缵绪集团军足足有四万之众，可是论战斗力只能垫底。
显然，张自忠指靠不上这些部队，他能依赖也必须依赖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那点底子，即新编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他深知，只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勇挑重担，才能把整个右翼兵团带动出来。
可是仗打到这个样子，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内部，从军长到师长，作战决心和勇气都大不如前，有的是被打怕了，有的则是想保存部队的实力。〖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又常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今不如昔的名单中，就有时任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
在老二十九军的将领中，刘汝明和冯治安的部队军纪都不好，但因为失守张家口，刘汝明每战都要拼出老命，就算这样，还担心别人再在背后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冯治安与他们都不一样，由于“七七事变”时第一个拔剑而起，所以他先前的声誉最好，渐渐地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居高自傲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宋哲元都不放在眼里，想骂就骂，想走就走。
第30章 我的路（2）
大敌当前，冯治安仍然在敷衍，不断地敷衍，敷衍张自忠，也敷衍部下，反正就是不肯使出全力。
随枣之战打响之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亲笔信，说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继续敷衍，你敷衍我，我敷衍你。日军没来，我们敷衍着布置，日军来了，我们敷衍着防守。这样看起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最笨了，看起来似乎很占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这条路走到尽头，只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会葬送在你我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我们自己断送，所以这是一条死路。
第二条就是拼到底。今天不拼，明天还是要拼，在前面不拼，退到任何地方仍然得拼，不如现在就拼一下。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们也对得起国家，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大道，是我们唯一应该走的路。
张自忠最后告诉冯治安，随枣之战必须拼——我们今后算人还是算鬼，就在这一仗中见出分晓。
如同当年“七七事变”时的宋哲元之于张自忠，张自忠如今也是在以兄弟骨肉之恩托付冯治安，然而是好是坏，他同样没有把握。
做英雄还是做狗熊
5月1日，随枣会战开始。
5月6日，右翼防线被攻破。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配属于襄河以东的两个主力师均被日军冲乱，两个师长也不知所踪。
5月8日，立于第二防线的桂军难以支持，日本第十三师团占领枣阳，第十一军因此对五战区部队形成了第一层迂回包围——说是以消耗日军为主，可问题是人家根本还没怎么被消耗，自己却已经陷入了包围圈，且军心涣散。
张自忠虽对随枣会战有过最坏估计，但也想不到会如此恶劣，如今必须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到河东去督战，否则战局不堪设想。
师长之上便是军长，第一个该去督阵的应是冯治安，但是冯治安不见踪影，于是张自忠决定亲自出马。
5月8日，张自忠到达襄河岸边，却在这里意外地碰见了一个人：吉星文。
吉星文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的部下，他也同样曾经是“七七事变”时的英雄。
提到卢沟桥，一般人都只知道吉星文，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吉星文其实还在南京受训，死守宛平并发起卢沟桥之战的是金振中。等吉星文赶回华北时，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吉星文的运气特别好，他回来的时候，正巧新闻记者来采访，遂以为卢沟桥前后战事皆系其一人指挥，报纸上翻来翻去也就只剩下了吉星文一个人的名字。
第三十七师就是河东溃散的两个师之一。看到吉星文，张自忠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厉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吉星文没想到会在岸边碰到张自忠，一时也有些蒙了，只得乱找借口：我是来向总司令报告，请调援兵的……
张自忠一听，怒不可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部队还在河东不知死活，身为长官你竟然一个人跑回了西岸，还说要向我报告。你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吗？我看你是狗熊！赶紧给我过河，再退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一缩脑袋，赶紧掉头奔向岸边。
其实岸边不只吉星文，还有另外一个溜号师长——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赶紧躲进了防空洞，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吉星文是冯治安的直属部下，所以张自忠尚算留情，如果撞到自己，很可能毫不客气，兜头给上一刀。
刘振三在进防空洞前，特意关照卫士：你就跟总司令说我已经过河东去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随张自忠一道渡河的，是他最得力的基干部队——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立即对日军发动了猛烈反击。
张自忠直接坐镇第三十八师指挥所，黄维纲则靠前到第一线进行指挥。随张自忠过河的还有苏联顾问，跟其他老外顾问不同，苏联顾问向来以不怕死著称，可是连他也提出异议，说自从一战之后，还没听说过哪位总司令离前线这么近，已经进入对方山炮射程了。作为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做太冒险，也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张自忠不为所动：我们在物质方面没法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