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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都是在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在“桐油借款”签订之前，日本又占领了海南岛，这本来应该对英国触动最大，但蒋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国人身上。
当初大家都以为广州被日军攻占，英国会发发威，没想到这位昔日的“日不落”窝囊得要命，根本就没怎么敢吱声，反而是美国老大站出来喊了几嗓子。
英国人现在完全成了银样镴枪头。半年之后，它跟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占领区的“特殊要求”，对其百般服软，被称为“东方慕尼黑协定”。
天下之大，数猛男者，也只有美国佬了。
蒋介石对海南岛的被占进行了重新包装，强调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后一个劲儿对美国吹风，希望其挟上英法等小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远东采取抵御日本的统一行动。
美国是纯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放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马上出来挥刀弄枪还为时尚早，在此之前，还是先得自己撑着。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史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把抗战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在这一期里，蒋介石带头认错，承认自己在南京保卫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有失误，“实在对不起国家”。
南京完了，检讨武汉。
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提出弹劾案，江北“弹”的是王缵绪集团军（实际指挥者为许绍宗），江南“弹”的是王陵基集团军，弹来弹去，都是弹的川军，而且还给坐在台下的王陵基来了个直接点名。
许绍宗和王陵基一时极为惊惶，如坐针毡，会场也因此变得气氛肃杀。
当天会议结束，大家就发现厕所和过道里贴满标语，上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和陈诚马上发现，自己做得过头了点。
川军在武汉会战中诚然表现不佳，可人家已经把包括保安团在内的最后一点力量都拿了出来，穿草鞋提破枪，出川“保卫大武汉”，还要怎的？
既然你们不好伺候，那我们就只好回川“保卫大四川”了。
第二天，会议基调突变，陈诚上去作了检讨，把武汉失守的责任揽了大半。蒋介石不仅没处分王陵基，还口头对其进行了表扬。
晚上，提出弹劾案的那位陈调元更是大宴宾客，给各位压惊，一场风波由此结束。
检讨虎头蛇尾，草草过去，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告诉大家，今后算是抗战第二期，该轮到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了。
从现在开始，重整军队，着手征调一百万新兵，并对新旧军队进行整训，预定每四个月为一个训练周期，以便能够投入新的大战。
南岳会议是一个宣示，证明中国统帅部在继续抗战这条路上，不仅不会回头，还将更趋强硬。
这个时候，你要说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对日本战而胜之，恐怕蒋介石私底下都没这么足的信心，他再三强调的，也不过是“我打不过你，咬也要咬你一口”的观点。
这东西，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才明白，西方老外是没法理解的，当时在中国做武官的史迪威起初就觉得是一派胡言。
打不过就是输了，还咬对方一口，很爽吗？
对。
因为目的，已不是将对手彻底打败，而是死死拖住。
史迪威对中国本土军队的战斗力最为不屑，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对中国人的勇敢坚韧精神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在江西时，史迪威曾亲眼看到一个步兵团，只有四挺轻机枪。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老美认定一个团少说也应该有一百挺机枪。
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中国士兵
就这么点武器，这么点子弹，几分钟就打光了，打光了怎么办？
史迪威到这个步兵团考察的时候，团里的人已经被打掉了一半，子弹也所剩无几，可是剩下的那一半人还在向日军发起夜袭——用刺刀，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该团团长。
后下手遭殃
就在中国统帅部谋划“转守为攻”的时候，“华中派遣军”也向第十一军下达了指令：来年阳春之际，攻占南昌。
早在武汉会战时，中苏空军就以南昌机场为基地，频频对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军舰发动突袭，从那时候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给冈村的作战任务上，开始也有“攻占南昌”这一条。
可是由于第十一军的两个新编师团不争气，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军武汉的时间，无论畑俊六还是冈村都只能先把原计划搁置一旁。
现在好了，赶快进行作战准备吧。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除真枪实弹的军事战外，你来我往的情报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统帅部侦知。
1939年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需先发制人，现在命令你于3月1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从3月15日对日军发起进攻。
由于在武汉会战，特别是万家岭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声名鹊起，荣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名义上虽仍是陈诚，但实际上已由他全权负责。
薛岳当时人不在南昌，而在长沙，被他派驻南昌的是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后者认为来不及准备。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部署，第一期整训从1938年11月底开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结束，此时南昌前线的部队都还在处于整训当中，只给两天时间，确实过于仓促。
薛岳打仗素来极有主见，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对罗卓英不一样。
罗卓英是陈诚的手下，而薛岳又系陈诚一手推荐和提拔，因此薛岳爱屋及乌，罗卓英说什么，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敢对蒋介石说“不”的人。有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电文，别人都诚惶诚恐，奉若神明，他则不管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一律要进行争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争，那还算态度好的，有时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当然也可以说更“无礼”的办法，他在电令上直接写上“存”“待办”——所谓“存”，就是存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所谓“待办”，实际上就是永远不办。
3月9日，薛岳致电蒋介石：部队尚在整训，补给困难，准备不及，必须延至3月24日才能实施主动进攻。
见蒋介石那边没理睬，薛岳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一样的内容。
见此情景，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复电：延迟就延迟吧，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后了。
薛岳和罗卓英都没料到，就相差那么九天时间，主动马上变成了被动，对方反而先发制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军强渡修水河，南昌会战由此开始。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冈村此次遣出的进攻主力，并非熊本、金泽这样的老牌师团，而是两个“弱弱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
冈村如此将将，并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面子。
占领武汉，虽然收获了一大把鲜花和赞誉，但冈村其实并不是很爽。尤其万家岭大捷，本来想出奇制胜的，没想到会栽在薛岳手上，一个师团几乎全都送进了对方嘴里。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冈村做第十一军司令官，你换一个，武汉也未必就拿不下来，何况那几乎也是人家主动让出来的。
作为“日本第一名将”，就这点料水，岂不惹人笑话。
两个“弱弱”没准都抵不上一个“强”，这道理冈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泽这样的“强强组合”去进攻南昌，即使赢了，又能怎样，别人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冈村要出彩，就必须用“弱弱”。
在备战期内，听说将要派这两个活宝去攻南昌，大家都震惊了。
经过冈村此前的使劲儿埋汰，第一〇六师团在日本已变得臭不可闻。许多补充兵听说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师团”，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脚提前踏进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师团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商贩师团”与“最弱师团”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冈村的作战计划传到日本国内后，连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都吃惊不小。
打仗非同儿戏，冈村这小子别是被我一通胡吹给吹晕乎了吧，靠两个垫底的就能成事，以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军做副参谋长，用意就是劝阻冈村，找机会把那两个衰货调到后面去担任警备。
可是这名大佐到任后，两个师团已在进行渡河训练，他连嘴都插不进去。
罗卓英对古诗情有独钟
冈村派的是“弱弱”，罗卓英在修水防线组合出来的却至少是“强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陈诚。
第27章 哪一站（2）
民国由于去清末不远，所以古风犹存，很多人的国学功底很深，军队中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不在少数。比如黄绍竑就善于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老记者曹聚仁在采访淞沪战役时，曾碰到过一位参谋长，后者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也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罗卓英从小喜读古文，并专攻古诗。即使在征战沙场，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都手不释卷，一边听着炮弹落地的声音，一边就能吟出“战尘扬处马蹄轻”之类的绝句。
罗卓英与陈诚既是保定同期同学，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两人性格还能形成互补。陈诚为人严厉，主观性强，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别人无从置喙，属于善“断”之人。罗卓英却宽厚儒雅，最喜欢和部下攀谈交心，同时也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属于善“谋”之人，因此他常能帮助陈诚起到一个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