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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百里和杜周南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一行人沿着小路在山坡上面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
孙百里和周恩来并排走在前面，周恩来不时抬头，把目光投向隐没在薄雾之中山峦，轻声问道：“孙将军，你们第四战区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孙百里回答道：“自从日军的新型战斗机投入使用之后，我军就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只能被动防御，形势不容乐观。”
周恩来说道：“敌后战场的压力也相当大！日军在去年年底集中了五个师团的兵力，对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连续扫荡，使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急剧减少；现在日军开始在根据地外围建立隔离带，构筑碉堡、封锁沟，要把我们彻底困死；汪精卫的伪军又在日军的支援下，对新四军的苏中和苏北根据地进行清乡，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些情况孙百里也都知道个大概，所以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说：“宜昌失守之后，陪都的门户大开，正面战场的压力也是空前的大。”
周恩来愤慨地说道：“抗战形势如此严峻，可是国民党还要和我们搞摩擦，实在令人气愤！”然后他说道：“这次召开第二届参政会议第一次会议，我党决定联合各阶层各党派的力量，要求国民政府做出不再破坏抗战的承诺，并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和政权的合法性！”
孙百里问道：“国民政府会答应吗？”
周恩来回答道：“如果它不答应的话，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和抗战的罪人！我们就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
孙百里说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不太合适吧！”
周恩来说道：“就是因为大敌当前，才必须这样做——只有国民党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政策，放下老子党的架子，给民众以民主自由，这样一来，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区域，才可能带来各方面的民意，带来各方面对抗战建国的主张、建议和意见，自由地提出自己对于当时当局的看法、观点、意见以及施政措施，从而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的目的，共商救国大计。”接着他毫不隐讳地问道：“日军攻击南宁的时候，贵军第12集团军曾经切断日军退路，如果国民党真的以抗战大局为重的话，怎么会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痛击日寇？你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可是指挥得动广西的军队吗？如此条块分割，怎么抵挡得住日军的进攻！”
孙百里笑着说道：“蒋委员长正准备在全国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这样就不会出现各自为战的问题了。”
周恩来看了看孙百里，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孙将军，你就不要装糊涂了！国民党现在连其它党派都不愿意承认，怎么可能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我们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有政府，可是在国民政府这里居然只是个文化团体，你说可笑不可笑？（由于国民党不肯公开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不是以党派的身份、是以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身份参加的第一届参政会议的）”
孙百里反问道：“假设国民政府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贵党真的愿意接受政府和蒋委员长的指挥吗？”
“当然可以！”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既然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国民党自然就要放弃一党专政，组成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到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也好，我们的军队也好，你们福建政府的军队也好，都要脱离自己的政党，成为国家的军队，再没有党派之分，这样一来，政府就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蒋介石如果能够当选为政府首脑的话，我们自然和全体国民一样听他的指挥。”
孙百里总结道：“周先生的意思是：首先进行政治民主化，然后再进行军队国家化。”
周恩来说道：“这是当然的，如果连基本的民主都没有保障，我们把军队交了出去，岂不是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看到孙百里沉吟不语，周恩来说道：“我党真诚地希望福建政府能够和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与其他中间力量一起，要求国民党做出民主的改革！”
孙百里说道：“这个问题事关重大，百里一时之间无法决断，需要回去商讨一下。”
周恩来停住脚步，语重心长地说道：“哪一条路对民族、对国家有利，应该不难分辨出来，请孙将军三思！”然后和董必武告辞离开。
望着他们逐渐消失在林木之中的身影，杜周南苦笑着说道：“我有预感：还会有人来找我们！”
孙百里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不表态是不行了！”
第二百九十四章 川中参政
孙百里和杜周南刚刚回到办事处，屁股还没有坐稳，四川参政员李伯申、邵从恩就登门拜访，搞得他们有应接不暇的感觉。
李伯申五十岁上下，是个富态的中年人，胖胖的圆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的感觉；，邵从恩的年龄比李伯申略小一些，面孔黝黑，中等身材，显得非常健康。李伯申是参加过同盟会的四川国民党元老，目前在重庆市政府担任一个闲职，邵从恩则是著名的无党派人士，这两个人联袂来访，使孙百里和杜周南一下子猜不出他们的来意。
寒暄已毕，孙百里开门见山地问道：“两位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邵从恩看了看李伯申，见他微微点头，就清清嗓子，回答道：“我们此来是希望能够得到孙将军和福建参政员的支持，使四川参政员的提案能够顺利通过。”接着他解释道：“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四川的田赋已经连续征收了三次，而地方政府又乘机附加了很多捐税在上面，多的地方甚至达到田赋的三倍、五倍，川民已经不堪其苦，故而想陈情参政会议，要求政府酌情减免。”
杜周南问道：“既然是省政府的预算，应该直接递交省政府才对呀！参政会议虽然也会讨论地方问题，但是重点放在全国的大政方针上面，其他地方的参政员未必会对四川的事情过多关注的。”
李伯申解释道：“我们不但联名致电省政府，甚至连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行政院都逐一去电申诉过，但是却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孙百里恍然大悟：“我都忘了，现在的四川省主席是委员长亲自兼任的，你们的电报和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不是等于去问阎王你为什么死一样吗！”
邵从恩把大腿一拍，高声说道：“是啊，所以我们才想通过参政会议来迫使他做出让步。”
杜周南摇了摇头，说道：“这样做也未必有效。”
“为什么？”李邵两人不约而同把目光汇集到杜周南身上，迫切地想知道他的理由。
杜周南说道：“根据1938年通过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参政会议只是作为最高‘民意’机关存在的，其宗旨是：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故而，参政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对国民政府只有建议、参考的作用，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去甚远，顶多只能算一个咨询机关而已！这样一来，即使参政会议通过了你们的提案，省政府照样可以拒绝执行。”
李伯申说道：“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国民政府如果想建立牢固的抗战后方基地的话，怎么也要顾及四川的民意，我不相信他们敢一意孤行下去！”
孙百里和杜周南因为听过罗思柴尔德的分析，知道国统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采取横征暴敛的办法也确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对他们的提案不抱乐观的态度。
孙百里劝说道：“如果放在和平时期，蒋委员长可能真的不敢这么做，但是现在他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接着他详细解释道：“我在福建的时候就听说后方的粮食非常紧张，入川之后，发现情况比传说的还要严重，并且听到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可见缺粮已经缺到什么地步了。如果军粮都没有保证，如何去抵御日军的疯狂进攻？”
邵从恩的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反问道：“孙将军，你是不是认为省政府是对的，我们全川五千万民众都错了？”
李伯申用眼神示意邵从恩不要鲁莽，然后心平气和地说道：“自抗战爆发以来，出川作战的军队已经超过四十万，每年还要向前线输送十几万的壮丁，征用的民工更是不计其数，即使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算，我们对抗战的贡献也应该排在全国的前列！四川虽然是产粮大省，但是在负担了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和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如何还能够应付不断增长的赋税呢？”说到这里他的眼角出现晶莹的泪花：“老百姓如果不是到了实在活不下去的地步，怎么可能去冒着生命危险去抢米？”
杜周南急忙插话进来：“两位误会了！孙将军的意思是必须分析清楚事情的原委，从源头上来解决。造成缺粮和经济苦难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日寇的入侵，但是国民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进行切实的调查也是个重要因素！”
邵从恩说道：“是啊，非但没有做最基本的调查，而且委员长根本就不相信四川缺粮——他总是以为这里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绝对不可能真的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
李伯申补充道：“政府先是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击囤积粮食的商人，接着又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强硬手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然后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可是这些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这已经证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