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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盛矣。”据此可知牧斋虽与卧子舒章论诗宗旨不同，然亦能赏其才藻，不甚诃诋。卧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斋，观卧子此次在嘉兴赠牧斋之诗及陈忠裕全集壹捌湘真阁集“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又臥子安雅堂稿壹捌壬午冬“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述牧斋稼轩由苏被逮至京事其略云“予与钱（谦益）瞿（式耜）素称知己。钱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益急，予颇为奔奏，闻于时贵。”等可为例证。
至于舒章，则有一事关涉钱柳，疑问殊多，颇堪玩味。舒章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贰通略云：
昔诸葛元逊述陆伯元语，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宜相辅车，共为珍惜，不欲使将进之徒意不欢笑。弟反复此言，未尝不叹其至也。但以迩来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薮，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论，使不至于披猖。是以对某某而思公叔之义，见某某而怀仲举之节。谈议之间，微有感慨，非好为不全之意，见峰岠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颖，而嫋情嫫母，遂致纷纷。谤议之来，不在于虞山，而在于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诸君亦无深求者，更无所用解嘲之语耳。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
寅恪案：前第叁章论春令问题中已略引及舒章此书。据卧子年谱推测，舒章作此书时当在崇祯十年卧子将由京南旋之际。书中所谓“虞山”乃指牧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盐姚叔祥士粦。（可参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据舒章之语，则对于牧斋殊无恶意，可以推见。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谓“才意通颖”之某某，究属谁指？其所“嫋情”之“嫫母”又是何人？据李书此节下文即接以春令问题，似此两事实有关联，即与河东君有关也。前第叁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钱氏之语必有根据，但关于李待问一节材料甚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颖”之“某某”即指“问郞”而言耶？以舒章作书之年月推之，谓所指乃存我在此时间与河东君之关系，似亦颇有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舒章以“嫫母”目河东君，未免唐突西子，而与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誉河东君之美者，实相违反矣。一笑！
牧斋此次之游西湖及黄山，不独与河东君本有观梅湖上之约，疑亦与程松圆有类似预期之事。据前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叁拾通云：“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彥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考此札之作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时松圆亦同在牧斋家中，颇疑牧斋因松圆此际正心情痛苦，进退维谷，将离虞山归新安之时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黄山之预约，以免独与新相知偕行而不与耦耕旧侣同游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迟至崇祯十四年辛已春间始遣人持书远至新安作此预约也。
但检初学集肆陸“游黄山记序”略云：“辛已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钱谦益序。”及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略云：“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初辛已春，约游黄山，首途差池，归舟值孟阳于桐江。篝灯夜谈，质明分手，遂泫然为长别矣。”黄山记作于崇祯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虽不详，亦在孟阳既卒十二年以后，皆牧斋事后追忆之笔。两序文意，若作预约孟阳于辛已春为黄山之游，而非于辛已春始作此约，则与当日事理相合。然绎两序文之辞语，似于辛已春始作此约者，恐是牧斋事后追忆，因致笔误耳。或者牧斋当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新知初遇，旧友将离，情感沖突，心理失常之际，作游黄山记时正值河东君患病甚剧，作耦耕堂诗序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等时间精神恍惚，记忆差错，遂有如是之记载耶？至若游黄山记之一云：“二月初五日发商山，初七日抵汤院。”证以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下注“起辛已三月，尽一月”之语，则此记“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讹，固不待辨也。
复次，孟阳与牧斋之关系其详可于两人之集中见之，茲不备论，但其同时人，如前第叁章引朱鹤龄愚庵小集“与吴梅村书”载宋辕文深鄙松圆，称为牧斋之“书佣”，后来文士如朱竹垞论松圆诗，亦深致不满。茲略录朱氏之言，以见三百年来评论松圆诗者之一例。
明诗综陸伍所选程嘉燧诗附诗话云：
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奚必读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得无类是欤？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
夫松圆之诗固非高品，自不待言，但其别裁明代之伪体，实亦有功。古今文学领域至广，创作家与批评家各有所长，不必合一，松圆可视为文学批评家，不必为文学创作者，竹垞所言固非平情通识之论也。
松圆与牧斋两人平生论诗之旨极相契合一点，茲姑不论，唯就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两人之交谊言之，则殊觉可笑可怜。松圆本欲徇例往牧斋家度岁，忽遇见河东君在虞山，遂狼狈归里。牧斋又约其于西湖赏梅，松圆因恐河东君亦随往，故意负约不至杭州。俟牧斋独游新安，访孟阳于长翰山居，孟阳又复避去，盖未知河东君是否同来之故。及牧斋留题于山居别去之后，松圆返家，始悉河东君未随来游，于是追及牧斋于桐江，留此最后之一别。噫！年逾七十垂死之老翁跋涉奔驰，藏头露尾，有如幼稚之儿童为捉迷藏之戏者，岂不可笑可怜哉？牧斋固深知孟阳之苦趣，于孟阳卒后，其诗文中涉及孟阳者则往往追惜于桐江之死别，情感溢于言表。由今观之，牧斋内心之痛苦抑又可推见矣。
牧斋此次即崇祯十四年二月之大部份时间滞留杭州，其踪迹皆于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寓杭州诸诗中推寻得之。检此集此卷所载诸诗，自“有美诗”后至“余杭道中望天目山”，只就牧斋本人所作而河东君和章不计外，共得九题。取东山酬和集贰所载牧斋之诗参较，则初学集所载多东山酬和集五题，盖此五题之所咏皆与河东君无关故也。但此五题虽与河东君无关，然皆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所作，在此时间，牧斋既因河东君之未肯同来，程松圆复不愿践约，失望之余，无可奈何之际，只得聊与当时当地诸人作不甚快心满意之酬酢，实与此时此地所赋有关河东君诸诗出于真挚情感者，区以别矣。此类酬应之作原与本文主旨无涉，自可不论，唯其中亦略有间接关系，故仅就其题中之地或人稍述之，以备读者作比较推寻之资料云尔。
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栖水访卓去病”云：
（诗略。）
寅恪案：有学集叁贰“卓去病先生墓志铭”略云：“去病姓卓氏，名尔康，杭之塘西里人。”又光绪修唐栖志贰山水门“官塘运河”条云：“下塘在县之东北，泄上塘之水，受钱湖之流，历五林唐栖，会于崇德，北达漕河，故曰新开运河。”据此知牧斋于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廿九日在鸳湖舟中赋有美诗后，当不易原来与河东君同乘之舟，直达杭州，初次所访之友人即“杭之塘西里人”卓去病。后此九年，即顺治七年，牧斋访马进宝于婺州，途经杭州，东归常熟，有学集叁庚寅夏五集“西湖杂感”序云“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亦由此水道者，盖吴越往来所必经也。
“夜集胡休复庶尝故第”云：
惟余寡妇持门户，更倩穷交作主宾。
寅恪案：此两句下，牧斋自注云：“休复无子，去病代为主人。”又初学集捌壹载“为卓去病募饭疏”一文列于“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及“追荐亡友绥安谢耳伯疏”后，故知此三文当为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同时所作也。休复名允嘉，仁和人，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肆文苑传壹。
“西溪郑庵为济舟长老题壁”云：
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落梅风里经声远，修竹阴中梵响迟。
寅恪案：初学集捌壹“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
献岁拿舟游武林，泊蒋村，策杖看梅，遍历西溪法华，憩郑家庵，济舟长老具汤饼相劳。观其举止朴拙，语言笃挚，宛然云栖老人家风也。口占一诗赠之，有“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之句，不独倾倒于师，实为眼底禅和子痛下一钳锤耳。师以此地为云栖下院，经营数载，未溃于成，乞余一言为唱导。辛已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
光绪修杭州府志叁伍寺观贰“古法华寺”条云：
在西溪之东，法华山下。明隆万间，云栖袾宏以云间郑昭服所舍园宅为常住，址在龙归径北，约八亩有奇。初号云栖别室，俗名郑庵。崇祯（六年）癸酉秋郡守庞承宠给额称古法华寺。
此条下附吴应宾（吴氏事迹见明诗综伍伍及明诗纪事庚壹伍等）“古法华寺记”云：
古杭法华山有云栖别院者，乃云间青莲居士郑昭服所施建也。居士归依莲大师，法名广瞻，雅发大愿，将昔所置楼房宅舍山场园林若干，施与弥天之释，为布地之金。大师命僧济舟等居焉。青莲弃世，其子文学食